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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3年拍国人生孩子纪录片:生育就是战争 有人生死


来源:新京报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被一双大手,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有观众失声叫,“啊……”有人窃语“哎呀,

郑清明和他的两个女儿郑秋、郑心,名字合起来是“愁”的意思。

12月24日,“陈小凤”一家人在看纪录片《生门》片段。

12月23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走廊的待产孕妇。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被一双大手,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

有观众失声叫,“啊……”有人窃语“哎呀,我肚子好痛。”

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少有地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大银幕上。

导演陈为军今年47岁。他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农村。他出生的年代,生育是一件粗粝而自然的事。孩子像长熟的瓜果,生在地上。黄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灰,在深秋的一个午后,他“噗通”掉进一堆灰里。父亲拿着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进一出。咔嚓一声,剪断了他的脐带。

四十多年后,陈为军带着两个摄像师,想拍一部当代中国人生孩子的纪录片。

这更像一部中国式“战争片”。“战士”是产妇,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

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

《生门》500多小时的素材,记录了80多个家庭。三年后,纪录片走进影院。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不定时炸弹

武汉人管宝宝叫“毛毛”。

郑清明带着妻子和她肚子里的毛毛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是凌晨1点多。他几乎是被另一家医院“逼”出来的。

“只有2000块一晚的病房”。郑清明没有钱。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时“带回来的”,没有社保。为了能报销,他让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陈小凤。

“陈小凤”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她怀的是双胞胎,却是风险性极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盘。按照医生的说法,本应长在子宫后壁、前壁或侧壁的胎盘,刚好完全挡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宫颈口。孩子越大,胎盘压力越大,“就像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炸”。

郑清明已经历了两次“小爆炸”。其中一次,“陈小凤”站在地上,血淌满了两块60平方厘米的地砖。

他42岁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是村里最后一户盖起新房的人家。邻居的孙子都一岁多了,他的宝宝刚满29周,离足月还有8周。生死未卜。

他拼了命也要保“陈小凤”和两个宝宝。医院产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阵地”。

作为武汉市5家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和转诊中心之一的三甲医院,这里2/3的住院产妇都是各地转来的疑难、危重和急症。

一个肾病综合征产妇,全身浮肿。所有亲人都劝她打掉孩子。因为年龄大了,怕再难受孕,她执意冒险保胎。还有一个重症子痫前期患者,高血压随时可能致命,她签了风险自担保证书,“想让宝宝在肚子里多呆几天”。还有的产妇羊水早破,靠躺在床上喝水、输液,“一动不动”。

她们占满了产科的54张床位。“战场”延伸到走廊的过道上。连护士台旁的一块空地也支起床,成包的卫生纸和衣物占去1/4,床边靠着陪床座椅和输液支架。

床的正上方写着,“幸福时刻——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

妈妈们严阵以待,没有人知道“幸福时刻”何时降临。

过道里的加床半数没有屏风,吃喝拉撒没有隐私可言。像“陈小凤”一样的产妇,绝大多数时候都要躺在床上。因为出血多,“陈小凤”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靠的是一根导尿管。

用来保胎的硫酸镁或安保滴得很慢——“最慢时1分钟5滴”。摇摇欲坠的液体要在严密监视下,连续挂上很长时间。

因为长时间卧床,即使不断按摩,她们腿部仍会肌肉萎缩,“站都站不起来”。即使如此,只要肚子里有胎动,都算幸运。真正令产妇们提心吊胆的是,“有的妈妈,躺着躺着毛毛就丢了”。

学会彼此开解,成了持久“抗战”的必杀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

“我办公室的同事,出生才2斤,现在长一米八几……”

“小孩如果不好,你会放弃吗?”“不会,肯定不会。”

“做大人真难呀,真是太难了……”

“会有奇迹的。”

“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

“没有钱,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

李家福是这场“战争”里至关重要的人物。做产科医生25年,他一年操刀的手术近千台。在陈为军的纪录片里,他被视作“拆弹部队”首领——帮高危产妇渡过难关。

“输我的血行不行?”“你只能输400ml,解决不了关键问题。”李家福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万五,加上大人手术费,至少需要5万块钱,“5万块钱,你去哪儿买3条人命?”

5万块钱是横在郑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

他有着漫长的打工史。20多岁开始打工。抬过石头,打过混凝土,在上海家具厂打过杂。赚过最多的钱是170块一天,在烟台帮人扎钢筋。

到四十岁时,他终于攒了7万块钱,翻新了房子。“房子”是他人生中翻过的第一座大山。次年,他在打工途中认识了被拐卖的“陈小凤”。

“陈小凤”怀上双胞胎,是郑清明唯一一次感觉被老天“厚待”的时刻。如今,他靠在医院的墙上。焦灼和窘迫在他脑门上拧出几条青筋。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几天。“在肚子里,总比在保温箱里便宜。”

别过头,他擦了一把泪,继续给“陈小凤”擦拭身体。

三年后,电影上映。李家福跑到汉口电影院“暗访”影片的口碑。观众纳闷,“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钱,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谈话中绕不开的话题,“一半以上都跟钱有关”。

按照经验,早产儿由于各个脏器发育不足,“28、29周的孩子没有五万十万,很难养活”。在中国,早产的费用对社会和政府来说,仍是一个未解难题。

李家福接生过一个最小600克的婴儿,“巴掌大”,住在新生儿科半年,花了25万。还有一个产妇,总共费用需要11万,家里把车都卖了,还差2万,“非常难”。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孩子没养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杨桂芬是“陈小凤”的主刀医生,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几十家,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她说。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有按期归还的,也有反咬一口,“谁让你当初救我的?”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也不敢见死不救。”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

一筹莫展时,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你们收不收肾?”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差点惊动了保安。

“陈小凤”并不知道,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

医院出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吃饭的空隙,他沿着湖边走,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簌簌往下掉。回到医院时,他递给“陈小凤”的是8块钱一碗的猪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3块钱一碗的热干面。

[责任编辑:张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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