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资源过度集中一线城市造成很大浪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湾区经济”理念，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粤港澳湾区能否带来新一轮城市融合升级？随着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深入，未来区域经济将如何发展？另一方面，从国际大环境来看，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势头抬头，中国如何应对？为此，凤凰财经在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以上热点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记者：您近期在演讲中谈到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化的问题，您提到过目前的这种城镇化思路可能导致逆城市化现象，能具体谈一下吗？

郑永年：首先中国需要城镇化，城市化非常需要。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54%，发达国家、OECD国家70%。与这些国家相比，我们还差十几个百分点，虽然有54%城镇化率，但已经城镇化的人口里面还有十几个点还是农民，没有真正成为城市户籍人口。李克强总理也提过三元社会，农民、城市居民，中间的就是农民工。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如果大量农村人口、农民工居住在城市又没有身份，对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是不利的。他们也是城市的建设者，也为城市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但是如果不能享受城市给大众带来的好处，社会问题就会有问题。当然城镇化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也很重要，我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从哪里来？消费收入怎么建设？所以要有城镇化。

那么什么叫做逆城市化？我觉得大家理解有些偏差，一个城市化好像只有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才叫城市化了。城市化似乎只强调城市的建设和城市居民，然而却忽略了农村环境和农村人口。即使中国达到了70%城镇化率，那也还有5亿多农村户口，农村的现代化跟城镇化建设应该一起进行，不能资源都集中于城镇化，忽视了农村产业现代化建设。

另外，逆城市化有两个意思，第一，农民进了城变不了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工，这点比较麻烦。中国城市扩张的思路没有根本解决农村问题，比如广州市就有一百多个城中村，我去调查过，城中村里面的老百姓生活比较惨。即使一下有了钱，但是没有城市居民的素质，没有融入这城市也很麻烦。第二，城市化不能仅仅单向流动，一定要有双向流动。

农村整体情况是越有钱，有工作机会，大家都会尽量跑到城市里去，这是人性使然，人往高处走。这表明农村的资源，除了政府投入外都是单向流出，这样长久发展农村一定会衰败。从世界经验看，城镇化达到65%左右会有一个逆城市化的过程，有种说法就叫做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其实也不一定是穷人，相对收入比较低的群体。所以，中国的农村发展其实需要双向流动的，城市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上层的中产阶级住到乡下去，带来新的消费潜力。现在只是政府有投入，但是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投入的话，即使农村人口富裕起来了，他们的第一想法仍然是回到城市里去。

怎么样吸引社会资本？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吸引中产阶级到农村居住。对比欧美国家，只要上层阶级流入到了农村，其它学校、道路、社会服务也就都有了。现在紧靠政府硬撑着，也撑不住。双向流动就意味着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一起推进。

记者：自国家出台鼓励政策后，特色小镇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有的地方依靠政府部门打造“政绩小镇”，有的“房地产化”明显。您怎么看？

郑永年：我觉得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很好。第一、但还是要考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为好多特色小镇考虑更多是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了真正地居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第二、中国政策推动很重要，但现在重视不够。但每个县一个两个特色小镇，一哄而上的操作方式的话，我对可持续发展表示怀疑，因为它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农村现代化。

记者：那您认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格局是怎样的？会以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形态发展吗？

郑永年：大城市化，一方面指一线城市越做越大，比如北上广深已经超过两千万人口了，现在还在增加。另一方面指大的城市群。我觉得从经济效益、经济学角度和工程的角度有合理。城市越大，GDP越多。但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会很麻烦，中国城市其实大部分优质资源集中在一线城市，所以大家拼命往一线城市聚集。现在要控制也很难控制，优质资源都在这些大城市，你没法阻挡人都跑到这里。结果就是大城市不堪重负，所以我觉得资源一定要分散，加强二三线城市建设，通过多种方法把优质资源分到二线三线，否则会发生大城市危机。比如现在雾霾、交通拥堵等。日本东京也很大，但东京资源都分散开了，所以东京现在城市病的问题并不突出。

记者：具体如何引导产业分散？

郑永年：如果把大国有企业搬到二线三线城市去，不同的功能可以分到不同的区域，其实也可以的。

记者：“十三五”中国将建19个城市群，有分析认为未来城市发展模式可能是围绕城市群的发展脉络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您怎么看？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体制很难辐射，辐射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城市都是城市与行政紧密联系。行政级别越高，难度越大，如果持续这样发展，今后可能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中国初期爆发式的城市化高潮已经过去，今后需要追求的不再是数量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应当是质量城市化。要从资源高度集中转型到资源相对分散。分散化当然不是说简单地在各个城市之间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实现均衡的发展。现在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有些城市吃得太饱，而另一些城市停留在吃不饱的状态，至少可以把巨大的浪费这部分，转移到那些吃不饱的城市中去。

这方面可以从毛泽东时代的“三线计划”学到经验和教训。“三线计划”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不同区域之间分配经济资源。不管如何评说，“三线计划”对中国的工业从沿海到内地的扩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仅仅让市场来发挥作用，中国的工业一直会集中在沿海的一些城市。同样，如果行政权力不介入，今天也很难在城市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实际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本身，就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

这说明，资源的分散也同样要通过行政的干预。这需要一次新的“三线”建设计划。例如，完全可以把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撤离一线城市，分散到全国的三、四线城市，这样可以加速三、四线城市化建设，同时缓解现在超大城市所面临的无穷的压力。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湾区经济”理念，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您怎么看？

郑永年：我很早之前也建议过建立粤港湾区。目前珠三角、粤港澳的城市分头干、重复建设，城市融合度不高。从经济上说，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要在中央政府统筹下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紧密合作。同时光看经济上的整合是不够的，比如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有很好的金融条件，大湾区能不能整合起来，变成纽约那样的金融中心？欧盟国家的就业市场已经搞得很好，那么多主权国家的社会政策都互利互通了，粤港澳能不能联通？不仅是经济上互利互通，社会政策、金融、服务业要不要整合？能不能开放住房政策给香港、澳门人？要不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这些都将是广东要解决的问题，搞不定就找中央。香港人可不可以到珠三角买房，能否在当地享受社保等。

整个湾区的社会格局需要整合，光是一个经济GDP的角度整合，没有意义。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从国际背景来看，现在逆全球化的趋势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郑永年：第一、逆全球化，我觉得要有比较科学的看法。逆全球化确实在进行，但西方出现逆全球化是因为之前全球化出现问题了。它并不是一定要反全球化，而是出现问题要纠正一下，所以我觉得逆全球化也是一个整顿。包括美国国内问题搞好了，它又会全球化，因为全球化是资本驱动，资本驱动案例就是哪里有机会就要去哪里，所以全球化不会停止。第二、在逆全球化趋势抬头背景下，中国要更加开放，不能以牙还牙，全球化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共品。以前美国主导，现在美国有所变化，中国可以继续依赖全球化共谋发展，比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

记者：美国特朗普就提出减税计划，近期中国出现了“外资撤离”的争论，您怎么看？

郑永年：这个是基本竞争很正常，每个国家都要通过自己的优势竞争得到更多资本。我们关键是考虑突破改善我们的服务、投资环境跟美国竞争，这就是正确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