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潮”来临：我们准备好了吗？

据宁波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年报反映，2016年我市户籍人口出生54845人，同比增加9693人，增长率为21.47%，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二孩出生占比为38.26%，较2013年提高约17个百分点，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3左右。今年上半年，我市户籍人口出生26060人，同比增加1870人，增长率为7.73%，增幅接近全国7.8%的水平，其中二孩出生占比为45.22%，同比提高11.8个百分点(8月4日《宁波日报》)。

随着政策从“只生一个好”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的逐步放宽，在35年“独生子女时代”后，生育选择权重新“回归”家庭。对此，千千万万个家庭开始面临此前从未遭遇的抉择：二孩，生还是不生？

2013年，“单独二孩”放开后，官方的估计是每年至少增加200万新生儿，但一年以后，连100万也没有达到。2016年， “全面二孩”放开后，新增出生数不仅低于政府的预期，也明显低于学者们预期的下限。从调查结果看，宁波人的生育意愿总体也不高。2016年8月-9月，宁波市开展了育龄群众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18周岁-49周岁育龄人群中已婚且只育有一个子女的女性。调查显示，二孩目标人群（已婚且只育有一个子女的女性）中，想生育二孩的比例只占调查对象的19.9%，其中，流动人口26.0%，户籍非农业人口19.2%，户籍农业人口13.7%。人们猛然发现：我们也许并未为生育二孩做好准备。

生育二孩，不是说增加一双筷子或者一只碗的问题，需要家庭、社会方方面面跟得上才行。从家庭来看，现在全国大约9000万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其中60%以上的妇女年龄在35岁以上。如果他们要生育第二个孩子，除了要考虑高龄因素，很多人还担心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年龄间隔太大，会公开抗议父母再生第二个孩子。而作为父母，本身对生育二孩的代价也有权衡，包括从怀孕到养育对女性工作的影响，以及对孩子将来的教育、工作、婚姻等各个层面的担心。

经济因素也是人们最不可忽视的顾虑。大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过上优越的生活，而社会本身存在一定的不平等，生活成本在急剧提高，社会竞争也非常激烈，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很多原本可以生二孩的夫妇就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从而选择只要一个孩子。

对于二孩家庭来说，无论是经济成本、人力成本还是职场中的机会成本，“幼有所养”的全部压力只能由每一个家庭独自承受。在传统社会中，对儿童的养育成本被当作家庭和父母理所当然的责任。而在现代社会，儿童其实是“准公共品”，正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对儿童的投资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在西方福利国家中，对儿童的养育成本的分担已经制度化，由政府、市场和家庭来共同支撑。从中国国情出发，当然不能一味照搬照抄，但借鉴其中有益的做法，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根据预测，宁波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十三五”时期将比“十二五”多出生5万人左右。这一预期呼唤着医疗、教育、民政等资源的迅速回应，要求相关方面尽快完善“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顶层设计，协同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稳妥实施。相关部门应根据我市生育服务需求和人口变动情况，优化结构，增加供给，合理配置妇幼保健、幼儿托管、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同时，保障女性就业、休假等合法权益，并落实生育保险相关待遇，按照常住人口配置服务资源，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