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出未尽的历史本相

清末显宦陈夔龙在其自传《梦蕉亭杂记》中，曾如此概括满族重臣荣禄病殁之影响：“国家大政有二，曰行政，曰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陈于清季政坛得以发迹，荣禄其间多有庇佑回护，故此番评论，不免有溢美之嫌。然揆诸晚清政局，荣氏一人在军政两界之分量与作为，确也堪称“枢纽”。只是百余年来，学界对此人物的研究始终处于“运动战”状态，缺乏令人信服的“攻坚”之作。荣禄之形象也常给人一种“有地位，没面目”的模糊印象。

如此尴尬情形，绝非学人有意为之，更多怕是客观因素所致。当下研究者所面临的，至少有四重困难：一手史料受限、掌故传闻混淆、人脉关系复杂及关键政绩不清。而马忠文先生新著《荣禄与晚清政局》，正是集矢于此四个问题，抽丝剥笋，一一化解。通读数遍，渐觉荣禄之面目清晰起来，颇有拨开迷雾之感。

阅兵“与后来发生的政变没有必然的关联”

诚如作者所言，看似与荣禄相关的史料范围比较广泛，但“直接有关荣禄本人的资料较少，且十分散乱”。所以搜集荣禄的资料必定繁重且谨慎。于是遍览、比核、鉴别各种资料，实乃绕不过去的工作。作者在此项上用力极深，且很有章法，具体而言有三。

其一，紧扣关键文献。正因遗存资料稀少，故一旦发现一纸片言，自当深入研读与利用。如在判断戊戌之际天津阅兵是否为政变铺垫时，作者引用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6册《荣禄函稿底本》中荣禄的一份《致醇邸函》，从侧面证明此次阅兵“与后来发生的政变没有必然的关联”。

其二，立足文书档案。研究清史尤其政治史，官方文书与档案是基本史料，且存量堪称巨大。作者爬梳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以及数十年陆续出版的各类档案文书汇编，可谓穷其所能见，基本上盘点出较为完整的关于荣禄的奏疏、上谕等材料，从中发现了不少线索。

其三，侧重重要人物资料。荣禄一生接触要人无数，不过彼此往来有亲有疏，共事有长有短，交际有多有少，恩怨有深有浅，故侧重与之平生关系密切人物的资料研析，自然是了解荣氏事迹与思想的事半功倍之法。如通过樊增祥的诗文，可大概窥知荣禄在庚子事变中的立场及其后新政肇始时的作为。

荣禄与肃顺的矛盾绝非个人私怨

掌故之学，由来甚久，《四库全书总目》将此类图籍列入杂史、杂家和小说家之中，认为其乃“一时之见闻，不得为正史”，可见该体裁往往流于琐碎与随意。孰料降至清季民国，掌故笔记写作很是兴盛，几十年间相关作品层出不穷，洋洋大观。作为清季民国掌故笔记中的“热点话题人物”，对荣禄众多传闻的辨析亦是作者的一项既辛苦又有趣的差事。

譬如历来掌故笔记大多将荣禄与肃顺间的矛盾视为个人恩怨。陈夔龙更以肃顺二度向荣禄索要西洋金花鼻烟壶及良驹的事例以求坐实此传闻。此描述看似颇合情理，实则忽视了当时的官场大环境。根据作者的考证，“肃顺对荣禄的排挤，毋宁说是他与另一位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之间的一次较量……荣禄与肃顺的矛盾绝非个人私怨，而是朝中派系斗争的反映”。此论可谓对晚清政坛有深刻洞察。

清理出几条鲜为人知的“暗线”，使得荣氏人脉网越发立体化

在《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中，作者对荣禄人脉网络的把握，不仅遵循以往学人所开拓的“明线”，并且还另辟蹊径，清理出几条鲜为人知的“暗线”，明暗结合，使得荣氏人脉网越发立体化。所谓“明线”，就是荣禄研究方面经常提到几对人事线索，如与李鸿藻、奕譞、沈桂芬、翁同龢、刘坤一等人的交往。仅仅关注这类人事的离合分疏，则往往陷于党同伐异的解释框架中。

正因错综复杂，更须于明线之外发现新的暗线。作者高明之处即在于梳理出数条很是重要的暗线，不妨择其中荣禄与刚毅之争为例。荣、刚关系是戊戌政变后左右政局的关键因素，而二人交往恶化则是起于甲午年间。根据作者的考察，刚毅幕后靠山为翁同龢无疑，翁氏长期与荣保持貌合神离的状态。在甲午年入值军机的问题上，荣、刚二人有过暗斗。慈禧起初属意恭王选一位满族官员入枢，在权衡荣禄、刚毅二人时，翁同龢建言刚“木讷可任”，遂刚入荣退。自此双方的隔阂便愈发深化，“甲午后荣、刚的关系一直不融洽，甚至不断恶化，根源之一当起自甲午入枢之争”。这确是以往学界忽视之处。依此暗线一直向前推进，便不难知晓戊戌后朝局走向的因果。自甲午到庚子，这条暗线逐渐由微到著，政局的反复变幻基本围绕此线索上下波动。此线索的挖掘，为我们审视己亥、庚子政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角度。

另外，作者还在书中提到“某种程度上，文祥-李鸿藻-荣禄是清季权力关系中比较清晰的一条人脉线索”。荣禄在西安将军任上与鹿传霖熟稔，可折射出“从文祥、李鸿藻、荣禄到鹿传霖这些先后执掌枢机者的人脉渊源”。此两条论断，对于理解同光两朝的该派系人事更迭颇有启示。

考察荣禄人脉网络，多侧重于甲午之前，势必难以兼顾甲午后所建构的人事关系

实事求是地讲，全书就荣禄人脉网络的考察，多侧重于甲午之前，之后更多是围绕明暗线索探讨朝局变迁与斗争。简言之，以甲午为界，之前在剖析所种之因，之后则述论所结之果。此策略确实明晰，但势必难以兼顾甲午后所建构的人事关系。

由此再进一步讲，身为重臣与首脑，荣禄自然有不少心腹僚属，如陈夔龙、袁世凯、铁良等人，并隐然形成相应的派系。那么荣禄是如何将诸人纳入麾下的？这些共尊荣禄为泰山北斗的官员所形成的人事网络在清末又有怎样的影响？遍观全书，这两个问题并未有明确解释，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治史向无定法，具体到政治史研究，最能体现学人水准的仍是史料功底与阅历见识。作为后辈与外行，本不该就马忠文先生的著作多加评论，之所以忍不住下笔，大概是因为我从该书中，看到了一位平凡满员于晚清政坛逐渐走向位极人臣的鲜活历程，以往学界未曾道尽的历史本相亦由之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