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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藏金石总录”:荒烟蔓草间,唤醒“沉睡”的历史


来源:中国西藏网

中国西藏网讯“石刻”“铭文”是人类最早记录文化的方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金石学。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境内现存的各种涉藏金石铭文

中国西藏网讯“石刻”“铭文”是人类最早记录文化的方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金石学。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境内现存的各种涉藏金石铭文、摩崖石刻以及有一定规模的嘛呢石刻有上千处。由于自然风化及人为等因素,部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损毁较重,亟待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日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主办了“涉藏金石总录•甘青地区”展,精选了部分甘青地区涉藏金石拓片进行陈列展览。这些历经沧桑的古碑铭文和摩崖石刻,大都曾分散于高山河谷、村寨沟边、古寺名刹、悬崖峭壁以及城池、衙署、书院、桥梁等地,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典章制度以及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是修史编志、存史资政的重要文献,更是证史、补史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

图为“涉藏金石总录•甘青地区”展览现场。摄影:丹增罗布

甘青地区是河湟文化起源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历史上,该地区曾有很多城镇和重要文化遗迹,是我国西部地区文化资源最集中、最丰富、最具地方特色的区域。

观展之间,在专家学者的讲解下,一帧帧静默无言的金石拓片,似乎也鲜活起来,诉说着甘青地区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记者选取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两幅拓片,以飨读者。

图为泾川县元至元八思巴文圣旨碑《镇海之碑》拓片。(图片由索南多杰提供)

罕见八思巴文镌刻的圣旨碑——泾川《镇海之碑》

甘肃省平凉市泾川水泉寺最早的记载是建于唐代,今尚存唐代建筑风格的山门,有着近140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刹。寺中曾经立有一块极为罕见的八思巴文元代碑刻珍品——《镇海之碑》。称其罕见,原因有二。

其一,《镇海之碑》碑文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诏令保护水泉禅寺的史实。如今碑文大部分漫漶不清,只上半部约三分之一尚显清晰。

公元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为经过重建的水泉寺(元代又名“花严海印寺”、“镇海寺”)颁旨,诏令皇室、地方官员、使臣、军人保护水泉寺,不要侵犯僧人的寺院、房舍、马匹、水土、碾磨等,同时要求僧人不要仰仗圣旨做“越轨”的事情。《镇海之碑》以元朝第一代帝师八思巴所创的八思巴文书写,6年后,水泉寺的僧人将该圣旨刊刻于碑,俗称“八思巴文碑”。同时勒石的还有《镇海之碑》之阴的《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

其二,像《镇海之碑》这样以八思巴文镌刻忽必烈圣旨的碑碣存世极少。

八思巴文是忽必烈特命八思巴创造的方形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年)……乙丑,诏以新制蒙古文字颁行天下。”蒙古新字颁行后,主要用在官方文书或官方造发的印篆、碑刻、牌符、钱钞等方面。随着元朝的灭亡,这种文字就自行消失了,其使用时间仅为百年。

由于辨识困难,八思巴文的推行成效甚微,尤其民间几乎不见流行,最终仅在官方文告中应用。正因八思巴文推行不广,以八思巴文书写忽必烈圣旨镌刻成的《镇海之碑》更显得弥足珍贵,是元代及中国历史上蒙、藏、回、汉及各族人民大团结、维护和平与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见证。

图为学者们仔细参观宕昌县明洪武《梓潼文昌帝君庙记碑》拓片(图中最右处)。摄影:索南多杰

立碑为记——梓潼文昌帝君庙重建背后的尘封往事

梓潼文昌帝君庙,位于宕昌县沙湾镇上堠子村。始建于元,明代重建,现存为清代建筑。

文昌帝君庙为何在明代重建?庙中的《梓潼文昌帝君庙记碑》,记载了洪武十六年(1383)七月三日重建之事。

大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马烨奉命到岷州征讨羌戎,临行前,祈祷神灵保佑,在进攻武都时又逢雷雨天气,乘机平定了武都土民暴徒,一切顺利。他听说当地有文昌帝君非常灵验,便立下决心,去征战岷州土民。在秦许乡小西路安营扎寨,于马烨仓营盘川一带征讨羌戎。胜利后,在当时岷州管辖的甘肃省宕昌县沙湾镇上堠子村立碑纪念,并且重新修建文昌帝君庙,以纪念文昌帝君神灵的灵验,让他取得了辉煌战绩。

据悉,此次展览是“涉藏金石总录”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2014年5月,经中央统战部批准,“涉藏金石总录”项目列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科研课题并由中心图书馆组织实施,计划用十年时间对我国现存涉藏金石资料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和资料采集,以抢救、保护这些珍贵的甚至濒临消失的历史文化资源,服务于藏学研究和社会文化建设。

课题实施四年以来,课题组成员奔赴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及内蒙古等地开展了实地调研和资料采集工作。传拓、拍摄和复制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涉藏金石资料。这些金石文献资料文种各异,载体多样,记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见证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是开展藏学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陆上丝绸之路沿线金石铭刻遗存较多,镌刻有汉、藏、满、蒙、梵文等不同文字,材质不同,风格各异,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历史等,大多为我国古代各民族交流交往的重要证据。“涉藏金石总录”项目的开展,也可以同时摸清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涉藏金石铭刻遗存情况,《丽江格子吐蕃墓碑》便是其中之一,“涉藏金石总录•甘青地区”展览中,这块墓碑的拓片,引起了学者们围观热议。

图为《丽江格子吐蕃墓碑》拓片。(图片由索南多杰提供)

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冯智撰文介绍,1992年,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格子村,发现了一块吐蕃时代的藏文石碑,该碑由碑文、“臣服图”及碑饰图案等几部分组成。冯智认为,该石碑是当时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又一历史见证。碑文记载了龙腊塔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由8 人组成的“臣服图”,表现了神川节度使吐蕃君臣正在接受归顺者龙腊塔及其随从进贡的场面。石碑的碑饰图案,反映了唐朝、吐蕃、南诏几种文化在当地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

西藏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巴桑旺堆在《丽江格子吐蕃墓碑补考》中曾评价道:出土于丽江格子的古藏文吐蕃墓碑是研究吐蕃、南诏、唐朝三方关系的珍贵历史史料。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涉藏金石总录”课题组本着“抢救、保护、传承、弘扬”的宗旨,对我国境内的涉藏金石资料做了全面普查,并进行登记、传拓和拍摄,将这些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使之流芳后世。

同时,他们也意欲借助本次展览,唤起人们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动员和鼓励更多有识之士对课题给予支持和帮助。(中国西藏网记者/李元梅)

图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桑丁才仁介绍课题实施情况和“涉藏金石展·甘青地区”展。(图片由索南多杰提供)

图为“涉藏金石总录•甘青地区”展览现场。摄影:李元梅。

图为“涉藏金石总录•甘青地区”展览现场。摄影:李元梅。

图为“涉藏金石总录•甘青地区”展览现场。摄影:李元梅。

图为“涉藏金石总录•甘青地区”展览现场。摄影:索南多杰

[责任编辑:糜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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