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海北鄞州人（38） | 周伍鸿：靠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物感言：

人生路走来不易。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就算知道前路难走，也要闯一闯、试一试。我很感激改革开放政策，这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

周伍鸿接受鄞响客户端专访

15年时间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厂长，在他的带领下，企业产量占到全国份额的千分之一；跨越1000公里竞标承包经营株洲市皮鞋厂，使其摆脱困境，生产后劲倍增；到香港“二次创业”，“子承父志”创办钟表公司……周伍鸿说，他能够在兰溪和香港的不同领域创业成功，要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更要感谢自己。“我的身上有着鄞州人敢闯敢试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不畏惧艰辛，靠着奋斗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69年，当时20岁的周伍鸿进入兰溪市二轻局下的兰溪市皮鞋厂工作。他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兰溪市皮鞋厂厂长。“这和当时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分不开的。”

上世纪8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兰溪市工业经济腾飞，是浙江全省改革最活跃的城市，甚至一度在省内掀起了“工业学兰溪”的热潮，特别是二轻工业更是其中的“弄潮儿”，不少综合改革试点都在这一领域的企业进行。当时的兰溪市皮鞋厂由于企业管理不善连年亏损，兰溪市就决定在此实行企业承包制试点，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实行招标承包经营。周伍鸿凭借自身能力中标成为承包厂长，上任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方案。通过3年的努力，他超额完成承包指标，皮鞋厂年产量达到30万双，占到全国皮鞋产量的千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1000双皮鞋里，就有一双是我们厂生产的，我们成功从一家亏损企业成为了同行业的佼佼者。”

钱塘潮激活湘江浪，周伍鸿还创造过一段跨省承包经营救活株洲市皮鞋厂的传奇。当年，时任湖南省株洲市二轻局局长的谭敬炎在《中国集体经济报》上看到一条新闻，报道的就是兰溪市皮鞋厂通过3年承包经营迎来发展春天。谭敬炎联想到正面临经营困境的株洲市皮鞋厂，他发现两个厂在企业性质、工厂规模和产品品种等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于是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对株洲市皮鞋厂进行公开竞标，实行承包经营。他用毛笔郑重其事地写下邀请信，请周伍鸿这一“外来的和尚来念经”，参加株洲市皮鞋厂的承包经营竞标。

周伍鸿接受鄞响客户端专访

跨省合作不是小事，周伍鸿带着厂里的财务、供应和设计，一行4人赴株洲了解情况，带着精心准备的治厂方案与来自3个省的60多家单位及承包商展开激烈竞争，最终在招标承包答辩会上，他们以最高分中标，以抵押方式承包了株洲市皮鞋厂3年经营权。签订的合同就是周伍鸿立下的“军令状”：3年中，兰溪市皮鞋厂帮助株洲市皮鞋厂实现20万元的利润，完成标的利润，双方对半分成，超标的利润全部归兰溪；完不成，则兰溪方按合同比例赔偿。

当时的株洲市皮鞋厂已经累计亏损80万元，周伍鸿承包后，从设备到技术，从人员到管理体制，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些从兰溪市皮鞋厂带来的先进工艺技术、优质面料、时尚款式……都无偿提供给株洲市皮鞋厂。“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两省的合作，我当时压力很大，但心中的想法也更坚定了，一定要把株洲的厂子搞好。”周伍鸿回忆道。

3年承包期后，株洲市皮鞋厂扭亏转盈。周伍鸿兑现了承诺，将皮鞋厂交还给株洲籍骨干管理经营。但他在返回兰溪时，并没有把应得的利润带走，而是都留给了株洲。“因为我们来不是为权、为钱，更重要的目的是帮助株洲，双方共同探索改革的新路子。”周伍鸿说。

1990年10月，周伍鸿辞去兰溪市皮鞋厂厂长的职务，在41岁时来到香港定居，进入钟表行业，这也是他“二次创业”的开始。

“刚到香港时，人生地不熟，什么都要靠自己。就拿生存最基础、最需要的语言来说，广东话、英语都要从头学。”周伍鸿说，创业初期生活的艰辛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他的月收入是5000至6000港币，他就在北角租下了一个5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不到1米宽的小床，一个月需要1900港币。妻子来探亲时，她睡在床上，自己就只能睡在地上。2年后，妻子和女儿也来到香港，周伍鸿就在上环与其他租客合租了一间稍大些的房子，为了省下更多钱，自己一家居住在露台。“现在我还记得，下雨时雨滴落在铁皮做的屋檐上的声音，雨声很响，就像在打鼓一样。”

衣食住行一省再省，在这样的创业条件下，花费了近8年时间，周伍鸿“咬着牙”挺了过来，在钟表行业赚到了“第一桶金”。1997年，他在香港创立“大光明钟表有限公司”，名字就取自父亲曾经开办的“大光明钟表店”。周伍鸿说，这是一直存在于他心中的梦想，假如自己有一天能够进入钟表行业，一定要沿用父亲的店名，“这可以说是‘子承父志’，既是自己的梦想，也是对父亲的追思与纪念。”

2002年8月，周伍鸿在香港铜锣湾波士富街的闹市区顺利开办第一家钟表店，但几个月后就遇到了全球性传染病疫潮“SARS事件”，这也是他创业路上一道难过的坎。“那时候人们基本都不出门，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肯出门，你能看到街上人人都戴着口罩急匆匆地前行，更别提有来看钟表的客人。”周伍鸿说，这一时期香港经济到达了冰点，这也导致钟表店生意清淡、连月亏损，每个月最少要亏损10万港币，最艰难的时候甚至难以负担高额的店铺租金以及银行贷款。迈过这一道坎、熬过这一时期很难，周伍鸿靠的是那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和对自己的信心。“既然要闯，就要闯出点名目来。所以我不断告诉自己，就算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就有希望。”

“SARS事件”之后，香港经济逐步复苏。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香港在改革开放之中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演进，成为了联系内地与国际市场的重要纽带。当时，香港作为“世界窗口”，很多国际知名企业都将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先行地”，国家也积极支持香港经济，开放鼓励大批游客来到香港。周伍鸿的钟表生意蒸蒸日上，后来在旺角的闹市区再开了一家钟表店，鼎盛时期企业年营业额能够达到7000至8000万元。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甚至一开始我的女儿都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好端端地做着厂长，就这么毅然决然地辞去，人到中年却选择孤身前往到一个全新的地点、全新的领域重新开始。我想，这和我骨子里敢闯敢试的精神有关。”周伍鸿说，虽然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到了兰溪，但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家风家训和家乡精神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深远。不畏艰辛、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做人、刻苦创业奋斗……这些传承下来的精神让他能够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最终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人生路走来不易。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就算知道前路难走，也要闯一闯、试一试。我很感激改革开放政策，这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

身为鄞州区政协委员，周伍鸿也时刻关注着家乡所发生的点滴变化，并积极支持家乡建设。平时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经常带着亲友来鄞州参观访问，特别是鼓励身边的年轻人，多回家乡看看。“宁波博物馆、南部商务区……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宁波尤其是鄞州，这些年发展非常迅速，很多指标在全省、全国都名列前茅。我们在外面也感到很高兴、很自豪，能够很响亮地告诉别人，我们是鄞州人，我们的家乡正在建设得越来越好。”

周伍鸿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回鄞州，是在9岁的时候，辗转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宁波南站。但那时晚上没有车可以再去其他地方，汽车站也没有候车室，自己一行5人只能买上一张草席铺在地上，在汽车站将就着睡上一晚，第二天再回老家。“现在就完全不同了，我每年回来一次，可以说家乡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面貌、交通发展、文明卫生……各方面都有新变化，每次回来都让我感到惊叹、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