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一九四二》在此之后惟有沉默

2012年12月26日 15:31
来源：武汉晚报作者：何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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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电影，是可以让观众的心跟着飞扬起来的，让人过瘾、愉悦或者温暖，比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有的电影，死死地拽着你的心往下坠，冰冷、残酷而且绝望，比如《一九四二》，这部冯小刚酝酿18年，耗资2.1亿打造的“使命之作”昨天在北京首映。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这是《一九四二》的开头。和正在热映中的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吃的问题”是主角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李安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可能并不那么美好，但我们可以找到方法和它相处；而冯小刚则把人性之恶血淋淋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甚至都不给观众留一个温暖的出口。与冯小刚以往的任何一部电影都不一样，媒体场放映结束后，沉默，是大家唯一的语言。对于《一九四二》的票房，一向预测得很准的冯小刚这次破天荒没有预测：“我这次为什么没有说，因为我是怕低估了这部电影的票房。”

1942年，太平洋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河南发生了灾荒，千万民众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一九四二》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表现他们的挣扎和痛苦、希望和愤怒；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无奈、冷漠和腐败。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罗迪扮演《时代周刊》的记者，他是将这两条线联系起来的人。电影表现的虽然是绝望，但是拍得并不煽情，冯小刚这一次的节制和冷静值得肯定，“欲哭无泪”才是最狠的。

电影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动和绝望的：财主张国立出门的时候还有马车、粮食细软、一家几口，到潼关的时候，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官员们也是绝望的，河南省的省长李培基去找蒋介石反映灾情，还没开口，发现蒋介石面对的每一件事都比自己的严重得多。在天灾人祸面前，没有英雄，只有对命运的默默承受。

在看完电影后，不少观众都觉得压抑。冯小刚说：“观众需要不同的电影，有快乐的、宣泄的、也有《一九四二》这样的。如果观众看了觉得没有浪费钱、有收获是最重要的。”而阿德里安·布罗迪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电影，他觉得历史就是这样，所以应该从历史中学习，不要让历史再重演就好了。

对于衣食无忧的观众们来说，可能很难体会电影中反映的饥饿：吃草根树皮；为了几两小米，就可以卖儿卖女；刚生完孩子的儿媳妇，5天滴米未进，刚闭上眼睛，婆婆趁媳妇的身体还没有凉，要给孙子喂奶；徐帆扮演的佃户的妻子，因为几块饼干就愿意出卖自己的肉体；亲人饿死了，也没有力气去悲伤，只能恨恨地说一句：“早死早超生，再托生别托生在这个地方。”有一句老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人就只剩下动物性了。

张国立为了这部电影减了24斤，徐帆减了10斤，连在片中扮演厨子的范伟都瘦了6斤。张国立的体会是：“人的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徐帆说，靠演是演不出灾民的那种状态的，没有吃的以致精神恍惚的那种状态真的是靠饿出来的。

张涵予在片中扮演一个乡村牧师，他游走于乡村之间，告诉大家“当你有灾难的时候，主都会在你身边。”但是在逃荒的途中，他的信念破灭了，他亲眼看着一个小姑娘被炮弹击中，鲜血汩汩往外涌，当他请求上帝的帮助时，天上掉下来的是日本人的炸弹。于是他跑到蒂姆·罗宾斯扮演的梅甘神父面前，问“这里发生的一切主知道吗？”梅甘神父说，这一切都是魔鬼干的。张涵予问：“上帝为什么总干不过魔鬼呢？那信他干嘛呀？！”

在《少年派》中，信仰让派度过了海上的200多天，而《一九四二》中，因为灾难，连信仰都被质疑了。本报记者问冯小刚怎么看待信仰的问题。他请编剧刘震云回答了这个问题：“《少年派》和《一九四二》有共同的地方，就是人面临困境。一个人跟一个老虎在一起，他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的信仰，《一九四二》中，这些灾民能够支撑下来，是因为人性中那一点特别微弱的人性焕发出来的温暖的光芒。”阿德里安·布罗迪主动补充说，这部影片他虽然不是主演，但是他跟这个剧本有很大的共鸣，觉得跟他演的《钢琴师》有很多共同点，两个故事都是讲人类的灵魂，都是讲人性的，其实他认为在如此黑暗和痛苦的时期，人性可以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