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迹•“海上门户”史料馆：这里见证古窑浦的抗日历史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海上门户”纪念碑）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海上门户”史料陈列馆、纪念碑位于慈溪市掌起镇古窑浦村，2009年4月被市委、市政府确定为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次年6月被市委公布为宁波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海上门户”史料陈列馆和纪念碑兴建于2007年3月，建设面积320平方米。陈列馆展出图片百余幅,配有翔实的文字介绍,并配置1941年至1945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南渡、北撤时乘坐的渔船模型、海防大队队长张大鹏的办公桌实物。纪念碑名由原省委书记薛驹题写。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浙东相继沦陷，日军封锁镇海港，控制沪杭甬铁路、公路和海上航线。新四军积极开辟新的海上生命线，从苏北、浦东送来的武器、物资和人员主要在慈北古窑浦登陆。古窑浦作为浙东一带海上出入的一个主要通道，成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海上门户。

（陈列馆内景一角）

1941年6月，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地方部队五支四大南渡浙东，随后在宗德三大的配合下，在姚北相公殿以西伏击从庵东出扰的日军，毙伤各8人，迫使残敌弃尸溃逃。6月25日，日军又窜到相公殿骚扰，五支四大、宗德三大再次伏击，敌狼狈逃回庵东。而后，部队与地方党建立横的关系。

7月下旬，五支四大领导人蔡群帆在慈北古窑浦建立第一个部队办事处，并派一个区队(排)留驻古窑浦，保卫办事处和开辟海上交通，展开税收、情报、联络、民运和统战工作。9月后又成立总办事处。在办事处领导下，民运同志成立抗日组织，发动群众从事各种形式的斗争。古窑浦成为新四军的后方基地之一。

1942年6月下旬，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谭启龙和淞沪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大队长张席珍等率领五支一大100多人从浦东马勒港出发，经一夜航行进抵古窑浦。不日，中共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也到达三北。他们与中共浙东军分会书记吕炳奎会合，成立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谭启龙任书记。与宁属特派员王文祥等人取得联系，传达华中局关于开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决定，接上与浙东地方党组织的关系。

（“浙东第一船”模型）

7月，苏北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一师派何克希等人在古窑浦登陆，在鸣鹤宓家埭与谭启龙等齐集，先后成立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新四军浙江纵队海防大队以古窑浦为重要据点，扼守渡口，对敌斗争。1943年春节后至1944年8月，华中局、军部和一师陆续调遣重要干部赴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部分人都是经海防大队的运输船载至古窑浦登陆的。这300多位领导和骨干，在根据地的党、军、政、财、文等各条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承认浙东新四军流血牺牲、抗击日军的铁的事实，不承认中共浙东地方组织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并视之为“奸党奸匪”，必欲消灭而后快，妄图挑起内战。因此，从日本投降到浙东新四军北撤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国共两党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9月19日，党中央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日，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提出，新四军将从包括浙江在内的8个省区的根据地撤退。9月20日，华中局转发党中央当日电令：“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立即全部撤退，留下秘密工作及少数秘密武器(留作民枪存在)。”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海上门户”纪念碑史料陈列馆）

9月22日，华中局电示浙东区党委，就北撤工作具体安排作出6条指示。浙东区党委接到党中央和华中局指示后，立即召开党委会研究贯彻意见。会后，各委员分头落实区党委决议，主要任务是迅速调集渡海船只，赴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9月23日，在谭启龙主持下，在上虞丰惠镇召开部队和地方主要干部会议，传达上级党指示。

9月25日，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即率部队和机关人员向三北移动。9月底，谭启龙、刘亨云、张翼翔、黄知真率领新四军浙东纵队和党政干部约5000人，在古窑浦的渡口陆续北撤。古窑浦村民全力支持部队的行动，谭启龙在下船前宣读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在这篇饱蘸离别泪水的告别书中，字里行间渗透着新四军广大指导员对浙东人民极其深厚的感情，充溢着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谊。

从9月30日起，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党政机关及地方武装、地方工作人员约1．5万余人，分批从慈北古窑浦至姚北临山一线渡过杭州湾北撤。最后一批为慈镇县党政军人员和三北特务营，于l0月7日北渡。11月3日，浙东游击纵队和浙东区党委、浙东行署等党政干部，经过将近1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胜利抵达苏中根据地东台，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