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约翰•柯布：中国生态文化具有拯救世界的力量

——《鄱阳湖学刊》独家专访

编者按：作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在世哲学家之一”（俄裔美国记者安德烈·弗尔切克语），小约翰·柯布院士是驰名世界的后现代思想家和生态文明研究大家。在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樊美筠博士的帮助下，日前《鄱阳湖学刊》主编胡颖峰研究员越洋对柯布院士进行了独家专访。该访谈“含金量高，可谓字字珠玑”（刘思刚语），刊发在《鄱阳湖学刊》2021年第5期。因篇幅原因，本文有删节，欲觅全豹者可参看原文。

左：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

右：《鄱阳湖学刊》主编胡颖峰

胡颖峰：几乎所有过程思想家都有一种中国情结。到底是中国传统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过程思想家青睐中国文化呢？

柯布：从学理上说，过程哲学家对中国文化的青睐主要是源于过程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契合，就是你们中国人常说的“同气相求”吧。由于实体思维和机械思维在现代西方的强势，过程哲学在西方一直被主流所排斥，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而中国文化则不存在对过程和生成思想的偏见，因为按照哈特霍恩的说法，“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文化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一种过程思维”。其实从定义上讲，过程思想家就是反实体思维的。而汉语允许并鼓励有机过程思维，因此，较之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令我们感到更亲切，更容易欣赏。这是一种更注重关系的文化，不那么个人主义。

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的确与生态环保运动有着深刻的渊源。按照美国《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哈格罗夫的考证，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不管是深度生态学的创始人奈斯，还是大地伦理学的创始人利奥波德都直接间接地受到怀特海的影响。过程哲学在根底上就是深度生态的。首先，过程哲学强调宇宙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内在价值的，这意味着一切生命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包括人类，也并非高人一等。这就从根本上告别了人类中心主义。其次，过程哲学强调万物在根底上的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过程哲学称为深度生态学。

胡颖峰：鉴于有机过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深度契合性，能否说中国哲学也是深度生态的？

柯布：就古代中国没有受到现代西方机械宇宙观和西方还原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沾染而言，就中国文化主张用有机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而言，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深度生态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生态传统，当然，被中国人创造性地改造后的佛教中也蕴涵着深厚的生态传统。中国文化一直讲敬畏自然，讲“道法自然”，主张严肃地看待自然。这意味着在中国的经典文化中，没有给现代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留下多少空间。

此外，中国的汉语语言在根蒂上是一种动态的有机语言。如果说人们的语言塑造，规定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的话，那么汉语这样就从根本上避免了主客二分的反生态的机械思维。西方的实体思维与它的语言密切相关。

其实，崇尚以怀特海为代表的有机主义哲学的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主义与怀特海有机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认为它十分接近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如果东西方过程思维能够联姻，则有机会成功挑战现代西方主流哲学传统，并为回应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提供新的思想基础。

人们很少能找到一个科学出现之前的思想传统，不需要根据我们现在对世界的认知而有所改变。但是，我们有时可以找到一些古老的传统，其智慧在某些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我对道教和佛教都有这样的感觉。它们今天非常值得研究和深入领会。道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在所有古老的文化中，它犹如擎天一柱，几乎独自将人类定位在自然中。

胡颖峰：《是否太晚？》一书正式发表于1971年，当时您在书中就认为，如果不改弦更张，积极采取行动保护我们这个宜居的星球，那为时就太晚了。今天您依然坚持这一看法吗？

柯布：这个问题是50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我们还是有机会做出改变的，但现在，不可逆转的变化正在发生。最明显的是，许多生物物种已经灭绝，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已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合作，领导世界采取断然措施，那么仍有许多东西可以挽救。否则的话，的确似乎为时已晚。其中美国是主要障碍。在美国，我们依然用机械的工业化思维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问题。

胡颖峰：由于具有浓郁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第一次启蒙的影响，中国学术界的“西化现象”也很严重，学术被切割的七零八落。现在中国在倡导发展“中国学术”“中国话语”，强调讲“中国道理”，以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最终目的是用接地气的中国本土知识帮助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帮助中国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您如何看待中国学术的这一转向？

柯布：中国学术的这一转向是对的，我支持。但希望不要走极端。我认为西方学术已经蜕变成反智主义的了。我的依据有下列三点：一是现代西方学术不追问预设，二是服膺价值中立，三是商业化。所谓不追问预设，就是对大前提缺乏批判精神。不客气地说，美国的学术已经成了生态文明的敌人。因为它已经变得如此支离破碎，如此远离了自我批评和自我审思，特别是远离了生活，对关涉人类和地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漠不关心。中国的学术应该是一种有担当的学术。中国人可以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跨学科的重大问题。当然，你们可以利用西方在分门别类的学科中发展起来的一些知识，但别忘了将其重组，从而形成整合性的对策。中国学者如果这样做的话估计会导致西方学者的鄙视，但灾难深重的世界会给你们送上她的感激。而这个世界是被那些西方学者们长期以来所忽视的。

你们不仅模仿了西方坏的模式，而且应试教育的盛行又强化了对死记硬背的强调，这对青少年的伤害是巨大的。如果现阶段暂时无法完全取消你们的高考，我建议你们用另类高考代替现行的高考，也就是改变考试的内容，比如考学生对社会所需要的鲜活有用的农耕知识和艺术技能的掌握，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此来代替考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死知识。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鼓励解决实际问题，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可以因地制宜创办各式各样的学校，让学子们在其中发展自己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学习那些既是生态文明所需要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生命繁荣发展所需要的知识。

胡颖峰：中国科学如何发展才能规避西方科学的弊端，更好地发展自己？

柯布：在西方，科学正饱受碎片化之苦和机械世界观之苦。其源头可追溯到十七世纪。较之西方的机械世界观，中国的有机世界观则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研究自然界的基础。中国不必沿着西方科学这个方向前进。中国自古就有实事求是和综合的传统，可以在量子力学和系统论的基础上将之发扬光大。当今世界迫切需要一种令人信服的综合性的洞察力——一种能够把诸多知识碎片整合为某种一般的、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的思维方式。我之所以在20世纪灿若星辰的思想家中选择了怀特海，主要是因为他最接近于提供出这种综合性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是今天这个世界克服人类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所亟需的。中国的科学家既了解西方科学的优劣短长，又有自己的有机世界观的优势和擅长综合的传统，这方面应该大有可为。格里芬所提出的“后现代科学”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方向。

胡颖峰：有些人担心，对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研究会取代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如何打消人们的这种顾虑呢？

柯布：根据我的理解，中国文化最伟大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开放性，是它的善于学习进而在学习中发展自身的品质。僵化地重复过去不应是真正的中国人所为。我们应该利用科学的最新成果更新自己以使自己适应这个日益变化的世界。前现代的传统应该吸收启蒙运动的积极因素如关心和尊重个体的权利，之后才能对后现代社会做出贡献。其实这就是第二次启蒙所要努力的方向。

胡颖峰：您曾谈到，更新后的中国生态文化具有拯救世界的力量，它可以为生态文明的建设做出惊人的贡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您愿意在此进一步阐发一下您的这一观点吗？

柯布：当中国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写进宪法的时候，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活力。建设生态文明这一目标既是文化整合的结果也是文化与本土实际结合的结果。当然，要实现生态文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深受诟病的西方碎片化思维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那么深，整全性思维在中国依然拥有深厚的土壤，这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主义在中国不像在西方那样横行无忌。如果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将自己彻底地从机械世界观中解放出来，从经济主义的思维中解放出来，将社会主义与对生态文明的追求结合起来，建设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那中国就是给世界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