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儿童日｜进食障碍不是孩子一个人的问题

进食障碍的住院患者中，青少年和年轻女性比较多见。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负责人陈珏介绍，她在门诊中见过年龄最小的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只有7岁。青少年的神经性厌食症有两个年龄高峰，分别在13、14岁和17、18岁；神经性贪食症的年龄分布更加宽泛，大约在12-35岁之间。她认为，中小学生的饮食行为问题亟需得到重视。

“2018年-2020年是最黑暗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体重不断下降的时候，而是刚开始瘦的时候。”2022年8月2日，狒狒（化名）在小红书写下了她挣扎于进食障碍的四年的经历。

对她来说，2018年是一道分界线。不仅分开了她的学业，也分开了她的健康和生活状态。当时狒狒六年级，正在准备小学升初中的考试。14岁的她身高不到160cm，体重86斤，却时不时会被同学和家人说胖。她在心里埋下了减肥的念头。上了初一后，因为座位附近的两位男生经常说她胖，她决心将减肥的想法付诸实践。

通过有意地限制进食，她的体重下降到40kg。但瘦下来并没有让她变得开心，她反而更加不敢吃米饭了。不久之后，学校要求外宿学生住宿，她为了抢热水洗澡，晚饭经常只啃即食玉米。减肥期间，她给自己的食谱越来越苛刻。最开始，她在早餐时会吃一个包子或面包，搭配一些水果，午餐吃两片吐司、一包牛奶，或者八宝粥加学校的菜，偶尔也会只吃菜，不吃主食。很快，她的体重降到37kg。后来她了解到代餐粥，就把午餐和晚餐都代替了，体重降至34kg，并且之后每周她都能瘦1-2斤。最轻的时候，她只有25kg。看着不断下降的数字，她觉得很自豪。

“周末我会吃平时不敢吃的蜜枣、红薯干或紫薯干，一次性吃完一包，忍着腮帮子疼也继续吃完。糯米饭和饺子，一顿可以吃两大碗。”狒狒说。然而一到学校，她又立刻进入严格的控制饮食模式。家人发现了她的异常，逼着她一起吃饭。她觉得很痛苦，有时候会偷偷把饭倒掉。为了减轻“罪恶感”，她会在晚上疯狂运动，或者早晨空腹跑步后再吃早餐。

她开始变得很“奇怪”。2020年的寒假，她住在外婆家，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吃饭，不愿意出去和大家一起吃，并且只吃木薯、芋头等让她觉得安全的食物。她很怕冷，穿了七八件衣服，两条裤子和两双袜子，可仍然离不开烤火炉。她的月经也“出走”了。

外公外婆不理解她，总说她天天蒸东西吃浪费电，还把她的烤火炉藏了起来。她受不了，回到自己家。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吃饭仍然像“宫斗剧一样胆战心惊”。她的情绪很坏，几乎每天都哭，哪怕是有人来关心她吃饭了没有，她都会觉得很烦躁。最瘦的时候，她忽然发现自己的发尾只剩下稀疏的几撮，才发觉自己已经严重掉发。“马尾稀稀疏疏的，太丑了。但我当时只想着降体重，完全没有注意到掉发的问题，后来好好吃饭，竟然神奇地养回来了。”她对澎湃科技记者说。

疫情形势好转后，她去过一次医院。建议狒狒去看病的是她的舅妈。当舅妈告诉狒狒的父母她可能得了厌食症时，狒狒的父母觉得没有必要，认为她是减肥过头，多吃东西就行。后来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父母才带她去看了心理科。

她在医院做了详细的生理和心理检查，诊断结果是——进食障碍，并伴有中度抑郁症。所幸各项生理指标都还正常。心理医生分别和狒狒、狒狒的父母进行沟通。在那之后，狒狒的父母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再强迫她，并尽可能满足她的合理要求。心理医生可以倾听狒狒那些无法被家人理解的想法，这也让她感觉不错。

2020年后，狒狒决定开始恢复饮食，但过程并不顺利。直到2022年3月，她还曾因别人的几句话而陷入饮食焦虑，什么都不想吃了。“但那次焦虑之后就彻底走出来了，太在意别人的话会过得很累，做自己就好。”她说。

青少年进食障碍同样多因“怕胖”所致

如今，像狒狒这样患上进食障碍的青少年不在少数。近年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进食障碍诊治中心负责人陈珏观察到，进食障碍的住院患者中，青少年和年轻女性比较多见。她在门诊中见过年龄最小的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只有7岁。据她介绍，青少年的神经性厌食症有两个年龄高峰，分别在13、14岁和17、18岁；神经性贪食症的年龄分布更加宽泛，大约在12-35岁之间。由此她认为，中小学生的饮食行为问题亟需得到重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是国内为数不多可为进食障碍患者提供专业化病房的医院。2003年，由陈珏教授牵头，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开设进食障碍门诊。2003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门诊新增初诊人数为33人，18年后的2021年，新增初诊人数达到了649人；2003年，因进食障碍而住院的患者人数为4人，2020年则达到218人。

“进食障碍（ED）是一个谱系障碍。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症（AN）、神经性贪食症（BN）和暴食症（BED）。病人来就诊的时候可能是落在连续谱的某一个疾病上，之后可能发展成别的疾病。”陈珏向澎湃科技介绍。

不少患者的进食障碍起源于不恰当的减肥。“因为怕胖，他们就想通过节食、运动、呕吐、使用减肥药等一系列手段来减轻体重。这就有可能导致‘神经性厌食症’。因为体重减轻会导致营养不良，进而导致全身的躯体并发症。如果躯体并发症严重的话，会造成全身多器官的衰竭，甚至死亡。过度节食减肥之后，大多数患者在一年内可能会出现暴食行为。由于‘怕胖’的心理仍然存在，暴食之后，患者会采取一系列的清除行为，比如几顿不吃、更加剧烈的运动、抠吐、或者滥用泻药等，来抵消体重的增加。

此时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如果患者体重仍然过低，就会发展成‘暴食清除性厌食症’。如果患者体重达到了正常范围或轻微超重，就发展成了‘神经性贪食症’。还有一类是‘暴食障碍’，简称‘暴食症’，即无法自控地、大量地进食，从而导致肥胖。”陈珏说。

进食障碍谱系。图片由陈珏主任提供。

进食障碍患者数量增长明显，很大程度上源自时代的影响。陈珏发现，即便是青少年，大部分也是因为“怕胖”的心理而患上进食障碍。“小学生的减肥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网络和父母。可能是因为在网上看到明星的外貌，或者是因为父母经常喊着减肥。根源还是在于‘以瘦为美’的观念。上世纪80年代还以丰满为美，然而现在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A4腰’、‘锁骨放硬币’、‘筷子腿’的说法，它们迅速传播，并被大部分人不加批判地接受。”

但不恰当的减肥并不是导致进食障碍的唯一因素，“社会上很多人都在减肥，但是进食障碍的患病率很低。国外进食障碍的患病率大约是5%，中国目前进食障碍的患病率大约只有1‰。”陈珏说。但她认为，这些数字是被低估的，“希望未来能有针对进食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

陈珏分析，进食障碍的成因很复杂，跟生物、心理和社会文化等因素都有关系。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进食障碍可能与遗传有关，可能由多个基因作用而形成。也有研究显示，进食障碍患者所产生的感知综合障碍与大脑的某些部位有关，因为感知部位出现了问题，他们丧失了自知力，完全被疾病控制。从心理学角度看，进食障碍通常有人格基础，例如过度追求完美，自卑，又比较执着等。

从家庭的角度，病因不可知并不妨碍治疗

陈珏介绍，进食障碍的病因并不明确，基本上是综合性的。因此，目前对于进食障碍的干预也是综合性的。并且每个患者的病情不同，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方案。首先要进行营养治疗，让患者逐渐恢复饮食，针对躯体并发症，要进行内科治疗，对于进食障碍伴随的体象障碍、抑郁等精神问题，要使用精神科的药物治疗，以及心理咨询，女生因进食障碍导致闭经，则去妇科治疗。

因此，进食障碍的治疗团队也是综合性的。陈珏告诉澎湃科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治疗小组的团队由精神科医生、护士、大量的心理治疗师、家庭个体治疗师组成，在医院外，还有相互配合的社会工作者、康复治疗师等。此外，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小组还和龙华医院、华东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等三甲医院之间建立了合作，对进食障碍患者进行对症的治疗。

目前对于儿童的进食障碍，循证有效的治疗流派是基于家庭的治疗（Family Based Therapy ，FBT）。该疗法主张病因不可知论，即没有完全搞清楚病因不妨碍治疗。因此，医生不必去追究病因，而需要培训家长，让家长负起监管孩子饮食、减少和停止暴食催吐行为、恢复体重的责任。

更进一步来讲，该疗法注重挖掘疾病的维持与家庭的互动模式之间的关系，找到进食障碍在家庭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从家庭系统的角度探讨儿童进食障碍的治疗方法。

“疾病是有功能的。我们要去评估个人问题的产生是否跟家庭系统相关、如何相关，从而在家庭系统角度对疾病进行重构。”陈珏说。比如有的儿童神经性厌食症在被评估后，发现是一种“背负着父母关系”的疾病。因为父母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例如天天吵架等，孩子想方设法帮助父母去处理他们的关系，以至于“牺牲”了自己。此时孩子的进食障碍可以看作对改变家庭关系的诉求的一种表达。

找到进食障碍在家庭中的功能后，医务工作者就开始和家庭成员共同探讨，如果家庭成员均认可孩子的疾病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那么就可以由家庭成员共同商讨治疗方案。“家庭系统改变之后，系统中个人的问题才可以解决。这其中的关键是，理解孩子的进食障碍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可能和家庭关系相关。”陈珏说。

陈珏表示，在FBT疗法中，父母的责任是帮助和支持孩子，但是这种支持是有技巧的，需要做到温柔地坚定。如果把“支持”理解成不让孩子那么痛苦，要让他心情好一点，于是同意孩子不吃东西，或少吃一点，那么“支持”就是无效的。这种“支持”只会让孩子暂时得到情绪稳定，但是他的情绪调节能力却越来越差，从长期来看，状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进食障碍非常难治，但是存在一定的治愈率。目前，厌食症的治愈率约为45%-50%，青少年厌食症治愈率相对较高，约50%-70%。贪食症治愈率可达70%，暴食症治愈率大约为15%。“未来，随着对病因的进一步了解，我相信一定可以提高治愈率。”陈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