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狼牙山”英雄李金根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日又将来临,每逢此时我常会想起,曾经采访的“海上狼牙山之战”,以及唯一幸存的英雄李金根。那些惊心动魄的血染往事,令人难以忘怀。
在新四军战史中,当年“三五支队”海防大队所经历的“海上狼牙山之战”,堪称东方“温泉关”浙东版的史诗,让宁波人民引以自豪。然而几乎很少有人知道,那位历尽九死一生的英雄李金根,在之后漫长的日子里,生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美满如意,甚至有些困顿艰辛。
要不要把李金根的这些后续故事如实写出来,曾困扰我许久,后来我想,四季更替,既有春媚秋爽,也有酷暑严霜;伟大英雄,既有辉煌荣耀,也可能遭受坎坷不幸。李金根服从组织安装,脱下戎装沙场归来,既不以功臣自居,也不向乡人炫耀,更没有向国家讨要一官半职,甘愿默默无闻,勤勉工作,淡泊人生,即便面对委曲不公,仍不忘初心坚守本色。他那金子般的心,不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弘扬倡导的榜样?
于是我想,与人们想象中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的“李金根”相比,这位身为一介农夫、饱尝底层生活艰难的真实的李金根,可能会得到更多人们的共情、共鸣,更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大鱼山英雄纪念碑
小院相叙打捞尘封往事
“北有狼牙山,南有大鱼山”。1944年8月,新四军“三五支队”海防大队为配合盟军反攻,奉命登上东海大鱼山岛,开辟海上根据地。随后日寇调集海陆空现代化重兵进攻围剿,我军苦守孤岛后援断绝,70余名指战员除少部突围外,其余都壮烈殉国。大鱼山之战开创了我军海岛作战的先例,此战之惨烈,被称为“海上狼牙山之战”,当时延安新华社为此发了消息,此战也成为浙东抗战史上唯一载入《新四军辞典》的经典战例。在弹尽粮绝的最后拼杀中,李金根不幸被俘,又跳海脱险死里逃生,成为人们的神奇传说。
我最早知道“海上狼牙山”故事,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同学借给我一本连环画,书名好像叫做《血战大鱼山》,深为书中枪林弹雨惊心动魄的情节所吸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还舍不得放下,那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抗日英雄,深深地烙印在难以磨灭的少年记忆中。据说,那本小人书中人物就有李金根的形象。
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宁波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新华社需要作配合报道。那年过了“七一”,我跑到宁波新四军研究会,与几位老同志聊采访题目,意外了解到,当年“海上狼牙山”血战幸存者李金根,时年84岁了仍健在,就住在上海南汇区(现已划归浦东新区),这次想把他请到宁波来参加60周年纪念活动。凭直觉,我立即意识到这个线索的重大价值,琢磨着如何做篇有影响的独家新闻。我从负责此项活动的王泰栋同志处,打听到李金根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可打了几天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我设法找到村委会电话,村干部说,老人天天呆在村里,你们放心来好了,他肯定不会离开的。于是我放下手里其他活,找个日子,偕支社司机毕师傅和现在鄞州纪委工作的通讯员李稳,三人驱车前往。
我们大清早从宁波出发,一路基本就是高速公路,上午9时左右,到了老人所在的南汇区牌楼村。村口停车探问,没费多大周折,在村民引领下来到他家门口。夏日的阳光下,只见老人佝偻着身子,握着一把破旧的竹扫帚,正在打扫院子,听了我们来意绽开笑容,说了一句“好的好的”,便请我们进屋。屋子已显陈旧,我进屋看了一下,里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乱七八糟的农村杂物放了一大堆,虽是大白天,室内光线却有些昏暗。我说我们就在院子里坐吧,他说这样也行,随手搬来了几把竹椅子,这竹椅也有些破旧,坐着不时吱吱作声。
老人个子不高,也就160厘米挂零的样子,身材单薄微驼,看起来老像在弯腰,脸庞消瘦,好像还缺了一颗门牙,说话有些吃力,眼前形象很难与当年叱咤沙场的威猛勇士联系起来。我们随意聊谈,老人并不清楚新华社什么的,只知道我们是新闻记者,是来看望他采访他的,显得很开心。我问什么,他就直接回答,没有什么小心翼翼吞吞吐吐。我曾担心老人年纪大了,会不会不太好沟通交流,看来是过虑了。整个采访期间,除了村干部,再没有其他人过来问候陪伴,可见平日一定有些孤独寂寞。
我从宁波出发后曾与村里通过电话,这时有两位村干部来了,自我介绍是村书记和村妇女主任。书记态度似有些冷淡,我告诉他,是为报道抗战胜利60周年,专程过来采访这位抗日老英雄的。“李金根可是你们村子的荣耀呀!”我说。书记没接话碴,“嗯嗯”应着坐在边上听,对老人也没有什么谦让尊重的表示,大概书记与老人就在一个村里太熟了,以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村民,用不着什么客套。至于李金根当年惊天动地的壮举,以及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意义,作为一个基层村干部的认知,可能更难以理解了。妇女主任还算热情,说你们大清早赶过来,路上辛苦了。陪同坐一会儿,两人都借故提前离开了,我反倒高兴,这样采访不用分心了。
李金根1921年出生在牌楼村的一个贫苦农家,他说,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以后,日本鬼子打进上海,我们这一带涌进许多难民,兵荒马乱,让人整天提心吊胆。没过多久,我的父母亲相继离开人世,我和妹妹成了孤儿,日子更苦了。1942年开春,村子里已参加新四军的老乡,回来动员我参军,说一起抗日打鬼子。那时我刚满21岁正血气方刚,听了当即就答应下来了。李金根把妹妹托付给邻居,来到浦东对岸慈溪 “三北”抗日根据地,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海防大队一中队的一名战士。
新四军海防大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不仅要打击海上日伪军,还承担着苏中与浙东两大根据地的海上交通任务,为两地运输军事物资与重要人员。抗战后期,曾护送过美军飞行员托勒特。关于托勒特的故事,我与余姚日报记者帕蒂古丽合作写过稿,海外媒体反响很大,有机会想另作叙说。
转眼来到了 1944 年,李金根已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了。老人说,那年 8 月,大队领导传达上级指示,占领大鱼山岛,开辟海上新根据地,配合盟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反攻登陆。
为这次采访,我作了较多的准备,如关于战场所在地大鱼山岛的介绍,其地处岱山西北,属舟山群岛,全岛长 12 华里,宽 5 华里,有 400 来户 1000 多人口,居民大部分靠打渔为生。李金根说,登岛前,中队领导作战斗动员,提到这个岛战略地位很重要,是海路到宁波、舟山的必经之地,占据这个岛屿,就能打击和切断日寇向东南沿海等地的补给运输。
“海上狼牙山之战”发生在当年的 8 月 25 日,也就是我军登上大鱼山的第5天,因伪军告密,日寇调集了约600人兵力,分乘三艘炮舰、10艘汽艇和机帆船,还出动飞机配合,围攻大鱼山。战斗从当日清晨打响,面对八倍于我的重兵,和敌人猛烈的炮火,海防大队战士坚守了近一天,因弹尽粮绝力战不支阵地失守。
李金根作为最后阵地的唯一幸存者,他的回忆与印证,具有极高“抢救历史” 的价值。“这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残酷的一场战斗!”老人说,战斗打响时,我们最好的武器也就是机枪和小钢炮,弹药也不多,敌人海上有军舰大炮,天上有飞机扫射。我们躲在掩体里,听到炮声停了,就进入阵地开火,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轮番进攻。但是敌人太多,火力太猛,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前面两个阵地丢失了,只剩下大岱岗最后一个阵地。
这时,我提到了烈士“严洪珠”的名字,老人眼睛一亮,说他是我们中队指导员,对我很好,我文化不高,他常教我识字。当阵地将要失守的时候,严指导员已受伤了,他命令其他同志撤退,自己继续阻击敌人掩护战友,并用最后一颗子弹往自己的头部开枪壮烈牺牲,老人声音有些哽咽。后来他重上大鱼山,抚摸烈士纪念碑,还一遍遍念叨“严洪珠”的名字,可见他与指导员的感情。老人说,机枪手施铁山这时也负伤了,十几个鬼子围上前去,他拉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此战面对的是日军最精锐的海军陆战队,我军牺牲了42名指战员,毙伤日军80余人,在双方兵力、装备如此悬殊的情形下,海防大队战士坚守孤岛死战不退,给敌人以如此大的打击,可谓气壮山河永垂史册。据说,日军战场指挥官佐藤曾向上级报告说,这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中国海岛作战中,所遇到的最艰苦的硬仗,新四军“三五支队”太顽强了。可见,这一仗李金根和他的战友们打出了新四军的“铁军”威风,显示了中华民族面对强敌宁死不屈的“铁血”勇气。

大鱼山战斗遗址
生死一线归来难抚伤心
此刻老人仍清晰记得当年战斗的情形,我问一句,他随口就能回答上来,可见这一战对他一生的深刻烙印。这些故事我已有公开报道,这里不再展开了。我最关心的还是老人如何死里逃生的,李金根说,我们守在最后一块阵地,战友大都牺牲了,子弹也打光了,只好砸石块、拼刺刀,这时大概还有十来人,几乎个个浑身是血伤痕累累。虽然还拼死抵抗,但鬼子实在太多,四面围上来,我们寡不敌众,最后落入了敌人的手中。
老人说,鬼子把我们双手捆绑起来,押到军舰上往回驶去,前面有位战士奋力抗争,被鬼子用刺刀当场捅死。我和旁边两名战士乘敌不备,使劲挣脱绳子,纵身跳入海中,日军用机枪扫射,我突然感觉到一阵麻木,抬起一看是左小臂中弹鲜血直流。幸好这时天已经暗下来,鬼子看不清海面情况,乱射一阵船就开走了。
“我仗着水性好,用没有受伤的右手划水,在海上顺着潮流游了两个多小时,被大鱼山附近渔民发现救了起来。”李金根说,战斗前部队领导在海边预留了几条救护船, 打扮成普通渔船,以收容受伤和失散的其他同志。老百姓找到了收容部队,用担架抬了一天一夜,把我转移到四明山根据地。
不久李金根得知,与他一起跳海的两名战士,在敌人机枪扫射中,身上多处中弹当场就牺牲了。当地群众在海上找了好几天才发现遗体,送到大鱼山岛掩埋起来,其余几位被俘战士也全都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是在阵地上最后坚守、包括被俘战友中,唯一幸存下来的。老人说,经过这样惨烈残酷的战斗,以后有再大事我也没有害怕过。“我这条命可以说是捡回来的。”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考虑李金根负过伤行动不便,领导动员他回浦东老家。李金根说,部队就是我的家,还是让我留下来吧,便随着大部队来到山东。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他转战苏北、华中战场,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又经历了许多生死难忘的硝烟战火,一直到打回上海自己的老家。
解放后李金根在华东军区某部雷达站服役,驻地就在上海。1952年他复员回到南汇县下沙镇(今航头镇),在镇农机站工作,于1985年 12 月 退休。
李金根有较重的浦东口音,好在小时候我在上海生活过,基本都能听明白,甚或还有些亲切感。他平静地讲述着当年参军参战、出生入死的往事,轻声细语地回答我的疑问提问,如同与乡人来客拉家常。我的心却被深深地震撼着,采访中忍不住热泪盈眶,我几次情不自禁地对他说,老人家,您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真正的人民英雄!我还站起身来向他鞠躬,致以由衷的敬意。他也没啥表示,只是呵呵笑着望着我,不再言语,似有些害羞不自在。好像觉得这一切都很平常,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不需要这样激动和郑重其事,这更令人深切感受这位英雄老人的淳朴善良、可敬可爱。
然而,当我询问老人现今的生活景况,话题却有些沉重起来。李金根所在的航头镇牌楼村,属于上海的“第三世界”,经济较落后,他说,他现在每月仅有600元的收入,其中100元为农机站的退休金,500元为伤残军人抚恤金,在上海郊区,这点钱要维持老俩口日常开支很不容易,时常发生“经济危机”。老人说,他有 3 个女儿都已出嫁,生活在本村和邻村,也有了第三代后辈,女儿女婿们以务农为主,经济条件都不太好。
为贴补家用,他现在这么大岁数了,和老妻还要在家里干农活,种蔬菜什么的,以减少生活开支。一瓶煤气要70多元,他不敢多用,就在田头拣豆桔麦杆当柴火烧,因为没钱,他有七八年没买新衣服了。大鱼山之战和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给他留下严重伤残,干不了重活,阴雨天伤痛还经常发作。现在年纪大了,身上毛病也多了,村里合作医疗虽能报销一部分,但大部分还得自己承担,为了省钱,他也尽量抗着病痛少去医院。
我难以理解,老人的待遇为何这么差劲,原来上世纪 90年代改制时,农机站是作为乡镇企业处理的,所以他现在只是一名普通农民。这个问题我在宁波采访也遇到过,是根据省里有关文件规定,将部分五六十年代的老集体企业,划归乡企转制,引发申诉上访甚多。我曾写过参考报道《宁波 3000 职工成为政策贫困户》,后有部份职工得到了纠正,我原以为这是浙江的地方政策,没想到上海也是如此操作。
李金根说他也弄不明白,作为1942年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他为什么不能享受离休待遇。为此他几次去镇上“论理”,镇领导说这是国家政策,不能“破坏规矩”,还说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作为“老革命”要顾全大局,不要添麻烦。李金根说他文化不高,讲不过领导,只好回家生闷气。本还想去南汇区找上面领导申诉,但算算路费,往返一趟仅公交车就要6元钱,李金根舍不得花费,又不知道上访结果如何,就耽搁下来了。
听了李金根所说的情况,我找一些村民了解。村民说,我们村发展不好,与干部腐败搞不正之风也有关系。前些年,村里书记背着村民与个体老板签合同,将村集体10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厂房,以每年900元的“超低价”租出去了,合同一签就是20年。据说在上海郊区,这样的厂房一个月就可以收取租金5000多元,村民们多次反映举报,镇上没有回复,也不来处理。李金根提到这些事,很有些生气,说他们叫人家“照顾国家困难”,自己却在搞腐败,我牺牲的那些战友如果知道现在这个样子,一定“死不瞑目”。
我在前面提到过,来牌楼村采访前曾打电话找李金根联系,但一直打不通,见面以后,我问老人是怎么回事。老人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现在是和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因为打电话要费钱,二女儿就把家里电话停掉了。李金根说,经济和生活上的困难还能忍受,他最怀念的是牺牲在大鱼山岛的战友们,很想在有生之年回到当年的战场,去看望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但是我没有钱,岁数也一年年老了,恐怕这个愿望只能留在心底里了。我听了很是心酸,我跟老人说,我们一定会努力想办法,帮助您实现这个梦想。
从宁波出发前,我给李金根备了一份红包、买了一些礼品保健品。我想,拜见心中久仰的偶像、英雄老前辈,基本的礼节礼数不能少。没想老人是这样的随和可亲,谈起来无拘无束,时间过得很快,一晃 三 个多小时了,我提议到镇上吃午饭边吃边聊,老人很高兴地点头答应。
我们一起来到航头镇,找了一家街上最“豪华”的酒店,这时快到中午一点钟,客人大都离开了,店里有些冷清。我摸了下身上的钱包,把店里的冷菜热菜,所有最好最贵的菜肴全都点了,摆了满满一大桌,而我们连老人总共不过四个人。老人直说菜太多了,吃不完,我说是特意多点的,让您都品尝一下,平时您舍不得来这里破费。结果饭吃完了,好多菜筷子都没动,我请服务员整整齐齐打包,帮老人带回家里,我想这可能是这些年来老人最“奢侈”的一次享用了。车送老人回到村里,我们又坐下来聊了一些时光,红日西斜,我翻下采访本,已超出原来预想的计划,便向李金根告辞,老人似有不舍。我能理解,平日里老人太孤独了,今天的采访,也给了他畅叙倾诉的机会。
看到老人这样落寞,甚至有些凄凉地过着自己的晚年,这是我采访前未曾预料的,心中很不是滋味。车子驰离不久,我又折返回村,问村边的其他村民,知不知道村里有这样一位老英雄,都说知道李金根这人,但不了解他有这样的“光荣历史”,也没听老人讲自己的过去。一位村干部模样的村民说,有时上面也有人来慰问老人,知道他是一位伤残老兵,现在生活状况不太好,但我们村穷还背着债,没法给老人解决困难。也有知情村民说,主要是李金根几个女儿家境条件不好,不仅不能接济老人,还要连累老人,给老人添麻烦,我们都很同情李金根夫妇。

李金根重返大鱼山
请谁人拭搵英雄泪
结束采访回到宁波,已是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我花了两天时间,整理采访笔记理顺思路,先写公开报道,《“海上狼牙山”惨烈一战——访大鱼山之战传奇英雄李金根》的通稿和特稿,特稿由我和李稳共同署名,总社于当年 8 月 9 日播发,全文 3000 余字。这是此战坚守最后阵地的唯一幸存者,李金根口述历史的战地回忆录,又赶在抗战胜利日前独家发表,毫无疑问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新闻性。我在文中前言写道:
“61年前,我新四军浙东纵队海防大队在碧波万顷的东海大鱼山岛,为配合盟军太平洋大反攻,进行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恶战。面对8倍之多的日寇陆海空现代化重兵,我军以落后的武器装备苦战孤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最后坚守阵地的40余名指战员壮烈殉国。此战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称为‘海上狼牙山之战’。
“现年已84岁的李金根老人是这场血战的亲历者见证者,当时他是海防大队一中队战士。在阵地失守不幸被俘之后,他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从敌人的军舰上跳海脱险,成为最后拼杀中惟一一名幸存下来的具有传奇般色彩的勇士。然而,此后大半个世纪中,此战和李金根本人为外界知晓不多,一段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壮举,在历史的尘封中渐渐湮没。近日,经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介绍,记者赴上海市南汇区牌楼村,幸运地找到了这位老英雄,听他讲述那烽火连天的血色往事。”
特稿分为“登上大鱼山,我们被伪军出卖”“42 名勇士壮烈殉国”“希望有生之年再去一趟大鱼山岛”等三个小章节。文末我表述了李金根的心愿,“我想在有生之年再去一趟大鱼山岛,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战友,看看今天大鱼山的情形,不知这个梦想是否能够实现。”回到宁波不久,我即联系王泰栋同志,介绍了此行采访情况,并转告李金根老人的愿望。王泰栋说,这事他们也知道,正在安排落实,岱山当地很欢迎重视。
在公开报道中,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告诉读者,如今李金根与家人一起“岁月静好”,正安享天伦之乐。这并非“粉饰太平”,因为与当年外寇肆虐,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战乱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确已硝烟远去生活安宁。但是与李金根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而言,我们希望他的晚年能够更加“幸福美满”。此稿播发后,人民日报华东版以通栏标题大半个版面,几乎一字不删全文刊载,包括宁波日报等国内众多媒体,也纷纷刊载新华社此稿。
而我仍在思考,如何为李金根老人作篇参考报道,反映他的困难境遇。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抗战老兵这一特殊群体,与他们有过多次沟通交流。我曾偕当地民政干部、志愿者,到宁波某个城郊村,探访一位年近九旬的鳏居老人。他是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多年漂泊在外,年老光景才回到家乡,村里帮他在邻居家屋檐旁,搭起偏房小屋作憩身处,床头与灶头连在一起,没有一件像样家具,连转个身都很困难,景况凄凉。他说,村干部时常来探访看望,当地志愿者也有救济,我这才心中稍安。
我在宁波日报时的老同事楼毅,退休后一直从事这方面公益活动,还远赴美国拍摄幸存抗战老兵的专题片,对他的一片爱心,我深怀敬意。但帮助国民党抗战老兵,似乎多属民间自发行为,我问过市民政局同志,对于他们的困难有什么办法,回答说没有特殊政策,就是享受贫困户、五保户待遇。对此我似有些难以理解,窃以为,只要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有过流血牺牲,作过奉献贡献,不论身份如何,我们都应一视同仁,给予感恩回报。
在村里提起李金根,大家都说他平日木讷寡言,为人非常忠厚本份,这么多年来与村民、邻舍没有半句口角。也许因此个别干部以为,李金根哪怕资格再老功劳再大也没啥“花头”,似在欺负老实人,这更令人深感不平,甚至有些愤怒。我仍清晰记得,那天夜晚,我打开台灯坐在书桌前,构思如何下笔,李金根年轻时的浴血奋战、中年的辛勤劳作,晚年的寂寞窘迫,几幅叠影在我的眼前晃动,一时五味杂陈难以静心。
著名左翼作家郁达夫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却不懂得敬重爱惜是不可救药的民族。”郁达夫说得很沉重,他也是一位民族英雄,就在1945年9月,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却被杀害于苏门答腊岛丛林,令人痛惜,而他的这段名言至今仍发聋振聩。
我们今天常说不忘初心,其实更需要不忘感恩。当年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李金根和他战友们的“海上狼牙山之战”,是直接配合盟军的战略反攻。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金根不仅是我们国家英雄、民族英雄,也是捍卫世界和人类正义和平的英雄勇士。然而,今天这位英雄是怎样的遇境呢,他的申诉、困难,为何多年得不到重视解决,当地干部和党委政府难道没有责任吗?让老英雄流血又流泪,我们于情何堪于心何忍!
采访时老人提到,他外孙身体不好,成绩也不太好,原来学校不能读了,要另找新学校,但四处奔走没法解决,他问我在当地有没有熟人,能不能帮个忙。我劝慰说会尽力帮助反映这个情况。此时我心中已存下一个执念,老人家的事决不可袖手不管,这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篇内参的题目很直白,《“海上狼牙山”英雄李金根晚景窘迫》,导语说,记者近日在采访新四军浙东纵队“海上狼牙山”事迹时了解到,这场血战的唯一幸存者李金根,现年84岁了,因年老多病及一些政策待遇未能落实,老人现在上海郊区务农,境况颇为窘迫凄凉。
文中我简要回顾了“海上狼牙山之战”及李金根的英勇事迹,重点反映了他今天面临的窘境,甚至生病都不敢上医院,文末提到,他一直想去大鱼山看望牺牲烈士的陵墓,因没钱至今未能成行。我花了三四个小时至半夜时分拿出了初稿,文稿不长约2000来字,次日我作少许修改,即与分社、总社联系发稿。
严格来讲,我这次直接采访李金根是打了擦边球。新华社历来强调“守土有责,属地管理”,总社、外分社过来采访,应先联系当地分社,一般都会支持配合,“新华社一家人”嘛。李金根是浙东新四军老战士,当年战事发生在舟山,都属浙江辖地,只是李金根现居住在上海,浙江分社作个正面报道,也能说得过去。但现在反映李金根遇到的困境困难,含有批评当地的内容,这就需要谨慎处理按规矩办了。经总社协调,上海分社指派有关记者,拿了我的原稿,去当地核实调查,认为情况完全属实,稿件无需修改,可由浙江分社签发上报,还拍摄配发了几张李金根的现场图片。
这里要提到我日常采访的一个缺点,就是不重视现场照片拍摄。“一图胜千言”,总社分社历任领导都强调,文字记者要学会拍摄照片,图文并茂。社里还给每个文字记者,配发了专业级的名牌进口相机,当然专职摄影记者的器材更好,同行还是很羡慕的。我却不太会摆弄,也嫌麻烦,出现场常忘携带相机。当然有时候文字采访与现场摄影不易兼顾,领导会派摄影记者作配合支持。但我平日里的文字报道,还是常缺配图,现我写此类回忆文章,很难找出合适的当年照片,这就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查了发稿记录,李金根的内参稿与公开稿相差没几天。公开稿的报道,一时引发了“李金根热”。当地干部村民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即本篇新华社特稿)报道后,影响很大,解放日报写了跟进报道,其他媒体也赶来采访。以后“三时八节”常有记者来采访。直到老人已经过世,外地媒体不知道消息,还派人来采访他,李金根成了这一带“名人”了。
但真正改变李金根最后命运的,应是那篇内参报道,稿子刊出后,中央有关领导作了批示,国家民政部派员了解情况,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赶来“送温暖”。上海分社同事反馈说,李金根原来每月仅600元收入和补贴,当地“特事特办”,每月给增加了2000元的津贴,这在当时可不算小数字了,还帮助解决了医疗待遇等一些具体困难。我听了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当老人求助无门、四处碰壁而陷于窘迫失望时,我用手中的笔,努力为他呼吁发声,尽绵薄之力,帮助他改善了晚年的境遇,那种欣喜和成就感,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
回到当时场景。没隔多久,李金根应邀来宁波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庆典活动,受到了时任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与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隆重礼遇。在宁波新四军研究会等单位帮助下,李金根一行还登上大鱼山岛,凭吊烈士纪念碑,老人抚摸着牺牲战友的墓碑,话及当年百感交集。这些活动我只作了动态报道,没有更多的参与,我觉得自己的前期报道已尽力尽职了。当李金根以英雄形象重回大众视野,受到“金粉”们的欢呼簇拥时,似无必要作更多的锦上添花,好记者永远应该出现在最需要他的时间和地点。
如今李金根这位传奇英雄,离开我们有十多年了,享年92岁,也算是高龄长寿。从2005年7月那个难忘的夏日,我对他的采访起始,到2012年初老人仙逝,这六七年间是李金根人生最后的高光时刻,社会公众给予他极大尊崇,他可以感到宽慰了。
回忆这段采访经历,我首先要向当年宁波新四军研究会的老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没有他们多年间锲而不舍追寻发现李金根,也不会有我的这个采访,及以后老人命运的转折;其次,我想向李金根老人说声对不起,我们真的来晚了,让您受委曲了,在您面前,我们应该深感愧疚;最后我还想说,在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里,李金根与他的战友们,为拯救祖国和人民,那披肝沥胆慷慨赴死的血性勇气与光辉品格,随着时光的流逝,将愈发显示其珍稀而高贵。
文丨郑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