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真假电报揭开一桩历史冤案 ——析胡道南并非秋瑾案的真正告密者

近百年来，论及秋瑾案的告密者，无论平面媒体和网络，或者是教科书，只要是有姓有名的，大凡多指向胡道南。胡道南似成了告密者的代名词，被称为杀害秋瑾的凶手。但历史原貌真的如此吗？

翻查档案发现，所谓胡道南为秋案告密者的主要依据，来自《浙案纪略》中的《绍府贵福致浙抚张》。这个“政府公文”指名道姓说——

胡道南为秋案的告密者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被害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浙江巡抚张曾敭和绍兴太守贵福的无法无天，草菅人命。

       《申报》1907年7月23日刊登《秋瑾冤杀之原因》。

更有媒体将矛头指向绍兴当地乡绅，认为他们与官府勾结，出卖秋瑾，成为可耻的告密者。7月23日，上海《申报》刊登了《秋瑾冤杀之原因》一文，报道当地舆论纷传，秋案与秋瑾留日时的同学袁翼有直接关系。认为“袁现方任绍郡中学监督，惧祸及己，故卖之以自保”。后来又将告密者的范围扩大为三人，除袁翼外，又加上了胡道南及徐某某。称“三人均与徐锡麟联络，平日时通信息，迨闻皖省之变，恐被株连，即串通设计：由胡、袁二人至贵知府处，谎说秋瑾女士系徐锡麟党羽，蓄意排满，力请严办”，徐某某则暗中教唆（《申报》1907年7月28日《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

       《申报》1907年7月28日刊登《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

然而，民间谣传毕竟公信力有限，直至报刊登出“政府电文”，则将谣传一举坐实。

这个“政府电文”，被光复会的首领陶成章载入《浙案纪略》，广为传播，更成为历史的“铁证”。胡道南本人也因“告密凶手”的原因，于1910年被革命党人所暗杀。

《浙案纪略》收录的这个“政府电文”，全文如下：

《绍府贵福致浙抚张》

抚、藩、臬宪均鉴：

越密。兹据胡绅道南等面称：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纠约来郡，请预防等语。

又电：卑府星夜请兵，蒙派到郡，今日申刻往大通及嵊县公所起军火，该匪等开枪拒捕，兵队还击，毙两匪，并获秋瑾及余匪六人，起出后膛枪二十五杆、子弹数百枚，夺获秋瑾六门手枪一枝。探得该匪等因徐匪刺皖抚后，谋俟竺匪纠党到，开会追悼，即行起事。知其事者，惊惶万状。现讯秋瑾供，坚不吐实，查看该匪亲笔讲义，斥本朝为异族，证据确。余党程毅等亦供秋瑾为首，惟尚无起事准期，若竺匪一到，恐有他变，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余匪讯有实据，再行电禀。又供：大通学生全体赴杭，请戒备。福微。

           《浙案纪略》刊录的《绍府贵福电浙抚张》电文。

电文落款为“福微”，福是贵福的简称，微是发电日期，代表5日。从该电文的内容和落款日期可见，这是秋瑾被捕后，贵福六月初五给浙抚张曾敭要求将秋瑾“先行正法”的请示报告。从电文的落款形式看，是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张曾敭的。

《浙案纪略》收录的电文，民国后作为信史，又被权威的《革命文献》等收录，成为秋案的铁证材料。民国及以后出版的历史书中，把胡道南称为杀害秋瑾的告密者，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份文件。

对此文件，201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一份档案，揭开了——

贵福电文的原始面貌

                     《历史档案》杂志。

绍兴太守贵福在抓到秋瑾以后，确实给浙抚张曾敭请示过，要求将秋瑾“先行正法”。该请示被张曾敭保存了下来。在秋瑾被杀2个月后，张曾敭调离浙江，他把秋案的材料全部完整地上缴了北京，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陆军部全宗的档案中，档案卷宗的标题为《浙江办理女匪秋瑾全案》。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该卷档案系统整理后，以《光绪三十三年浙江办理秋瑾案档案》为题，刊登在《历史档案》杂志上。

    《历史档案》刊登的《光绪三十三年浙江办理秋瑾案档案》。

该卷收录的贵福电文，原始面貌是这样的：

《绍兴府来电》

前据绅等面称，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边起事。竺号酌仙，本嵊县平阳党首，领党羽万余人，近已往嵊，纠约来郡，请预防，等语。卑府星夜请兵，蒙派队来郡，今日申刻往大通及嵊县公局起军火。该匪等开枪拒捕，兵队还击，毙两匪（续据禀明，格伤数人，伤后只毙一匪。当时电码误将击伤译作击毙）。并获秋瑾及余匪六人，起出后膛枪二十五杆、子弹数百，夺获秋瑾六门手枪一根。探得该匪等因徐匪刺皖抚后，谋俟竺匪纠党到☐开会追悼，即行起事。知其事者，惊惶万状。现讯秋瑾，供不吐实，查看该匪亲笔讲义，斥本朝为异族，证据已确，且据余党程毅等亦供秋瑾为首，应请将秋瑾先行正法。

根据清代档案归档管理的规则，凡收发的重要文件，都要“录副”，即抄录整理成副本，并且归档。张曾敭移交北京的就是“录副”档案，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秋瑾案的最原始、可信的历史记录。

从贵福电文可见，当时贵福是根据绍兴绅士的报告，得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边起事”。于是，害怕绍兴起事，他控制不了，急着要求把秋瑾“先行正法”。

《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载《收浙江巡抚致军机处请代奏电》（六月初七）。

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载《收浙江巡抚致军机处请代奏电》（六月初七）

电文中，贵福只有“前据绅等面称”数字，并无“兹据胡绅道南等面称”之语。关于贵福“前据绅等面称”的话，在张曾敭7月16日（即秋瑾被杀后的第二天）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也得到了印证。据军机处光绪三十三年六月《收文档》中的《收浙江巡抚致军机处请代奏电》（六月初七，即公历7月16日）称：“贵福星夜来杭面禀：据郡绅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党匪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边起事。”奏折中的文字与贵福的电文是完全对得上的，说明当时是有乡绅“密报”，但此乡绅是谁，是极其保密的，谁都没有提及过该乡绅的姓名。

对比上述两份电文，再联系当时的情况，可判别——

《浙案纪略》中的贵福电文实为赝品

贵福给张曾敭的请示与《浙案纪略》中的文件非常接近，但又不全相同。那么，《浙案纪略》中的电文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已有史料证明，陶成章当时一直流亡海外，主要依靠收集出版的报刊信息，编写了《浙案纪略》一书，书中收录的电文，主要源于报刊资料。

据对《光绪三十三年浙江办理秋瑾案档案》的分析，与贵福请示内容最为接近的共有两份文件。一是浙抚致南京、安庆的电文，全文如下：

《复江皖电咨》

南京制台、安庆制台：

辰。支电悉。大通学堂饬查去后，绍兴贵守来杭面禀。据邑绅密称，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边起事。竺本党首，羽翼万余人，近往嵊县，纠约来郡，等语。当派兵队赴绍。初四日申刻，搜查大通及嵊县公局。该匪等开枪拒捕，兵队还击，毙两匪，并获秋瑾及余匪六人，起出后膛枪二十五杆、子弹数百。并探得该匪等因徐匪刺皖抚后，谋俟竺党到绍开会追悼，即行起事。秋瑾供不吐实，查有亲笔悖逆证据。获犯程毅亦供秋瑾为首，已电饬将秋瑾正法。仍搜捕未获各匪，并饬嵊县文武严捕。金华先后格毙捕诛匪党二十余人，地方尚靖。特闻。余容随时续电。（续据禀明，击伤之匪，伤后只毙一匪，当时电码误将击伤译作击毙。）

从《复江皖电咨》可知，该电文的绝大部分内容来自贵福的请示报告。另有《绍兴府督同山阴、会稽二县印禀》一文，部分内容也与《复江皖电咨》相同。

从已有的档案文件分析，《浙案纪略》中所谓《绍府贵福致浙抚张》的电文，是一件赝品，是有人通过综合政府电文信息，加入社会传言编造合成的。理由有三：

第一，贵福是从乡绅中秘密获得相关情资的，故所有的文件中，都提到“郡（邑）绅密称”，而从来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过是谁秘密提供的。也就是说，该乡绅是贵福的“内线”，贵福、张曾敭等官吏都是要为该乡绅保密的，不会在任何文件中透露其姓名信息。

第二，这份电文有明显的错处。如落款的日期即是错的。该电文的落款为“福微”，即“贵福五日发电”的意思。但是电文中提到“今日申刻”往大通及嵊县公所起军火，这个“今日”指的是农历六月初四，即秋瑾被捕的日子。贵福是在抓捕秋瑾的当天，给浙抚张曾敭写的请示报告，作为发报人，发报日期是绝不会写错的。现存正式的原稿，虽没有具体的落款日期，而“今日申刻”写得明明白白，指的就是六月初四发出的请示报告。而《浙案纪略》则落款“福微”，即六月初五，明显是错误的。另外，所有的正式公文中，都称“嵊县公局”，唯《浙案纪略》中称“嵊县公所”，也与当时的官方称呼所不同。

第三，这份电文违背了当时的文电规矩，是不懂电报文件的外行人杜撰的。该电的落款是“福微”，符合电文的落款格式，但开头用了“越密”二字，暴露了造假的破绽。在一般的纸质公文中，“越密”二字代表的是“绍兴密件”的意思。但在电报文件中，凡是电文开头出现“某密”二字，则表示用“某字密码本译电”的意思。

在清末，电报是一种特殊保密的传输工具，用电报发文，本身就包含了保密的成分。清末的电报文件一般都用明码译电。但是，对于涉外或者极其高层的电报交流，也会用到密码电报。当时的密码本是一人一本的，一般只有总督以上的高官才能拥有，每个人的密码本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主要用于向军机处等发电。凡用密码本发的电报，必须在报头注明“某密”字样，以便收报人选择合适的密码本进行译电。而巡抚以下的官吏，目前还没发现拥有个人密码本的案例，更不用说绍兴太守能用上密码本发“越密”电报的奇葩事了。

那么，对于秋案告密者的指责，作为当事人的胡道南，有什么反应吗？我们可从他自己的书中一窥真情——

胡道南的抗辩之辞

                     胡道南像。

对于报纸刊文诬指胡道南告密，胡道南自己曾通过各种形式，予以回应和澄清。现存的蔡元培作序、越社同人集资校印的胡道南《愧庐诗文钞》，仍收录了他的多篇抗辩文章。如：《致神州日报馆书》（写于1907年7月30日）；《致绍兴白话报馆书》（写于1907年8月）。其他，还有《致孙问清、孙蔼人书》等。

              胡道南著《愧庐诗文钞》。

在《致绍兴白话报馆书》中，胡道南写道：“自六月十一日（即公历7月20日），神府（“州”之误）日报馆登杭州专电后，走（作者自称）曾与袁君（即袁翼）电请登明发电人姓名，又自与之书。前月各报登贵府电文后，去今将半月，走虽有不承认者数语，然不置辨者，一则恐人谓走畏死，一则恐一般老朽无意识之人，将因走供状而生感情。”

             胡道南《致绍兴白话报馆书》。

从文中可知，胡道南自1907年7月20日《神州日报》刊登了胡道南、袁翼等人告密的报道后，即向该报馆发了电报，要求刊明发文者的姓名，以便当面对质。后来《神州日报》的文章又被报刊纷纷转载，影响已经不可控制。他说自己虽不承认是告密者，但也不想为此花大量的精力去辩白，因为恐被人说自己是怕死鬼等等。

        胡道南《致神州日报馆书》（1907年7月30日）。

胡道南《致神州日报馆书》全文是这样写的：

《致神州日报馆书》

（丁未六月二十一日）

昨读贵馆致袁君书，知走等电请登明杭州发电人姓名、住址，格于报例，不获命。

谨悉查原电，谓秋女士之死，由于走等之告密，且云：恐徐锡麟事株连等语。

走与女士相见者四次，听演说者二次，第一次，前年在敝府中学堂；第二次，本年在新年会场。在中学堂说雪国耻，在新年会场说改良风俗，说整顿女学。前年中学堂外课，走以《读秋女士诗书后》命题，考生以出题荒谬，控于熊前府；去年，被人发传单污蔑，尚及此事，是走于（与）女士初无纤芥嫌冤，可共鉴也。

前月杪（即农历五月末），贵府面询赵洪富为何许人，近在大通学堂否？并询大通学堂历史。走答以赵处州人，上年为大通学堂司帐，与吕凤樵为同乡，吕与竺配先（嵊人）（“配”为“酌”之误，即竺绍康）皆在大通学堂发起人之列，等语。至秋女士于吕、竺有何关系，走无从得知，何有于告密？因赵洪富而搜查大通学堂，因搜查大通学堂而秋女士被执，而谓秋女士由走等而死，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矣！

徐伯荪事（即徐锡麟7月6日起义一事），走于初一日（即7月10日）晚阅报始知（因是日在下方桥调查学务）。初一以前，其家中绝无消息，安有逆知其将罹祸而先告密者乎？

走于徐伯荪，服其刻苦耐劳，而惜其无知人之明。三年中，往来书札一二十通，不过通候寒暄语。彼决不引为同志，走何为惧于株累耶！

电文曰：恐被株累则将坐走以同谋，曰秋女士因走等而死，则将坐走等以谋杀进退罪也。夫复奚言，当挺身引颈以俟缧绁枪剑之至，早死一日，使走得早明公理一日，皆贵报之赐也！

至贵府问赵洪富时，袁君并不在座。袁君于徐伯荪交谊及与秋女士相见，视走为疏为少，与竺配先虽同县，而并未见过，吕凤樵则并不知名。特袁君语言激烈，不肯指鹿为马，动遭时忌，又以主任府校，不能不与官场交涉，致不幸与走同罪。除由袁君自行复书声辨外，应请贵报亟予更正，以免冤累。

此书请贵报列入来函，暴弟罪于天下，或重著一论，辨明秋女士因走而死，非因袁君而死。杭电之言未尽足据，而走死之日，家人不至以身死不明控官。倘贵馆曰，如汝顽劣，不屑污吾纸笔，则不敢强也！

从《致神州日报馆书》可知，该报刊出谣传文章后，胡道南和袁翼即致电报馆，要求公开撰文作者的姓名及地址，以便对质。但报馆以不符合办报规矩为由，予以拒绝。同时，胡道南承认五月末（农历）贵福找过他，打听大通学堂的情况，他也作了介绍。但是，胡直到农历六月初一才获知徐锡麟安庆起义的信息，所以不存在先知徐案而告密以自保的时间依据。有关他与秋瑾、徐锡麟的关系，文中也交待得一清二楚，他听过二次秋瑾的演讲，并以秋瑾的诗文给学生出过考题，反被学生举报；与徐锡麟有过一二十次通信，但与他们均非革命同志的关系。

结合胡道南的其他书函，他所表达的意思很明白，自己不是告密者，也没有主动去官衙告密过。他除了据理力争，还曾为他人辩护具保。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

胡道南并非秋案的真正告密者

从已有档案文献及相关史料可见：

1、说胡道南是秋瑾被捕的告密者，并无任何确凿的文献史料为依据。当时认定胡道南告密的主要依据《绍府贵福致浙抚张》电文，则证明完全是当时人伪造而成的，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再经权威著作收录，而成“铁证”。胡道南自己对此也是彻底否定的，斥为“欲加之罪”。

2、胡道南不是革命党人，不知道谁是革命党的领导人，更不知道革命党人将在六月初十召开徐锡麟追悼会时起事的消息。所以，贵福向张曾敭报告乡绅告密的几个核心要素，胡道南都不具备。

3、贵福向胡道南打听过大通学堂的情况，包括了解赵洪富、竺绍康、吕凤樵的情况，胡道南均作了回答。但是竺绍康、吕凤樵都是大通学堂的发起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公开信息，并无任何秘密可言。且胡道南知道徐锡麟安庆起义一事的时间在后，贵福找胡道南询问的时间在前，时间节点也对不上，胡道南与真正的告密者不是同一个人。

4、陶成章作为光复会首领之一，在1907年秋瑾被害后逃亡国外，于1908年写就《浙案纪略》，记录浙江的反清革命斗争。身在国外的陶成章，难以了解“浙案”的全部实况，受当时的舆论影响，情绪化地把一些报刊文章和社会传言当作事实，未经查核写进书中，有些不合史实之处，在所难免。现今需要究源还真，不该以讹传讹。

5、有关诬陷者，也许作者自以为出于正义，先是通过传谣进行诬陷，后来又通过捏造公文加以构陷，手段恶劣。最后，误导革命党人，采用暗杀手段，置胡道南于死地。在秋案中，胡道南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

总之，说胡道南是秋瑾被害的告密凶手，从已知的历史档案资料来看，是站不住脚的。两份真假电文，揭开了秋瑾案中一段尘封百年的历史冤案。  ●韩李敏

作者简介：韩李敏，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知名文史档案学者，浙江省档案局/浙江省档案馆原副局长/副馆长，研究馆员。

来源：潮新闻 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