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生态修复：解锁“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密码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刻重塑着发展逻辑。宁波作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中心城市，受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等因素影响，存在空间布局不够有序、资源利用不够高效、生态环境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前，生态保护修复呈现量大面广的态势，具有要素多、投资额度大、资金平衡周期长等特点，传统财政主导的修复模式已难以满足需求。如何通过市场化机制激活生态修复的内生动力，成为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关键课题。

“两大”市场化生态修复的宁波探索

宁波传统的生态修复工作包括历史围填海项目生态修复、海塘安澜千亿工程、蓝色海湾治理工程、森林质量提升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美丽河湖”工程、生态调水工程、湿地保护修复工程、水环境综合整治与修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工作，主要依托财政专项资金保障实施。市场化方式参与生态修复的主要工作重点依托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试点（以下简称全域整治）和EOD工作，探索市场的全程参与自主运作。

一是依托全域整治，实现片区内生态修复的统筹实施。在全域整治首批11个试点片区内，重点针对宁波江南水乡的空间格局，围绕水质改善、河道清淤疏浚、水系网络贯通、防洪排涝能力提升等河湖生态修复工作，将经济效益差的生态修复与有经济收益的建设用地整治进行捆绑，通过组合开发、一体化实施的片区综合开发模式，实现空间上统筹实施。

二是依托EOD工作，探索生态修复产业链的上下延伸。当前宁波已谋划落地了2个EOD项目，由当地国企自主运营，并获得国开行为首的银团支持。象山县环石浦港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强调大塘港流域以及高塘岛－南田岛的水生态综合修复、石浦渔港海岸线生态修复与环境提升和石浦的绿色产业群的开发、东门岛海洋渔文化产业的相互关联。余姚市四明山区域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强调四明山区域的水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农业产业、农村旅游产业的一体发展。

“四种”创新运作的典型模式

随着《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等相继印发，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持续推进，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完善。主要形成四种典型模式。

一是政府专项债券模式。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生态修复资金，并以土地指标收益、土地出让收益等作为还款来源的融资方式。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具有土地增值潜力的生态修复项目，尤其适合地方国企主导实施的区域性环境治理工程。典型案例包括赤峰市宁城县蚂蚁山生态环境治理建设项目，通过“土地指标收益反哺+产业经营获利”的回报机制，实现矿山修复与康养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二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通过特许经营、财政补贴等机制引入社会资本，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该模式适用于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准公共性生态项目，根据项目特性可采用BOT（建设－运营－移交）等具体形式。典型案例包括成都龙泉山国家储备林项目和日照水库流域项目。

三是绿色金融模式。通过生态基金、碳汇交易等创新金融工具吸引多元资本参与，形成“资源－资产－资本－资金”转化闭环。该模式适用于具备可量化的生态价值核算基础、具有明确收益预期的生态产品开发项目，如上海嘉北郊野公园通过50亿元产业基金实现生态空间资本化，安吉县创新竹林碳汇权交易体系开发系列绿色信贷产品。

四是片区综合开发模式。通过“生态修复+产业导入”一体化实施实现资金平衡，适用于连片区域的系统性治理，如永定河流域治理通过资源开发平衡60%投资。该模式最大优势是形成自我造血机制，通过产业收益反哺生态投入。从实践看，该模式市场化参与度最高，在首批国家EOD试点中生态产业开发占比达70%。

“三个”价值转化机制的创新方向

一是资源资产化机制。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两统一职责要求，当前亟须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其一，加快建立覆盖各类自然资源的统一确权登记体系，明确所有权主体和权责边界；其二，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规范使用权出让、转让、抵押等行为；其三，建立科学规范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为市场化交易提供定价基础。安吉县的实践具有示范意义，该县通过建立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对竹林进行碳汇核算，依托“两山合作社”统一运营管理，于2022年完成全国首笔竹林碳汇交易，实现了自然资源资产的有效盘活和价值转化。这一案例充分证明，只有夯实产权制度基础，才能为市场化生态修复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是产业融合机制。应强化ROD（资源导向）理念下的产业导入与运营前置，建立“修复+”产业目录，允许修复主体依法取得产业用地。余姚四明山EOD项目充分体现了ROD理念，通过系统评估区域生态资源禀赋，将约70%资金精准投向景村融合项目，预计年产生民宿、景区收入超2亿元。ROD模式强调以资源禀赋为基础，通过科学评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资源潜力，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和差异化发展，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统一。这种资源导向的开发模式，既确保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又充分释放了资源的经济价值，为生态修复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是政策协同机制。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按照中央深改委关于“加强政策协调性评估，提高政策集成效应”的要求，构建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生态修复政策体系。在具体实施中：一要健全跨部门工作协同机制，统筹整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财政金融等部门政策资源，重点在空间管控、权益配置、资金保障等方面形成政策合力；二要创新土地管理制度，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前提下，探索建立生态修复项目用地差别化管理机制，试点开发边界外点状供地模式；三要完善市场化支持政策，开发环境权益质押贷款等绿色金融产品，设立“母基金+子基金”架构的生态修复基金；四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纵向财政补助与横向市场交易相结合的补偿体系；五要强化全过程监管，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动态监测评估系统。通过系统推进政策集成创新，切实提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整体性、协同性，为生态修复工作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结语

市场化生态修复的本质是重构“保护－开发”的共生关系。宁波应结合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需在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生态债券发行等领域持续创新，注重分散资源整合开发，打造生态惠民利益联结机制，真正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为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筑牢生态基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