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团解读宁波④|治鄞三年:王安石的为政之道及其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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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团解读宁波④|治鄞三年:王安石的为政之道及其精神遗产

【编者按】

近两年来,澎湃新闻组织“长三角知名高校(机构)博士团”深入探寻宁波人文经济,从多学科视角解读宁波,形成专题成果。这些成果把甬商的信用观、面向海洋的开放意识和绵延已久的教育传统等,放到今天的企业经营和城市发展中考察。澎湃新闻刊发这些研究成果,向海内外展示文化如何影响城市经济运行中的信用、合作、创新和长期投入的宁波答案。

第四篇研究成果由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杨舒完成,他聚焦王安石在宁波鄞县做官施政并留下“在鄞仅千⽇,影响⼀千年”的千古佳话。王安石在鄞县期间立足实际、敢为人先,不墨守成规,敢于在地方进行制度探索与实践,体现他的改革与创新精神。王安石的这些行为还处处体现“为民”二字,他以解决民生疾苦为施政首要目标,展现了“一民之生重天下”的民本思想和“不忍人之心”的亲民情怀。在当代,宁波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其“敢闯敢试”的城市气质与王安石的精神遗产一脉相承。

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发展思想,与当代宁波注重发展实体经济、激发社会活力的发展路径深度契合。王安石治鄞的精神,也已经内化为宁波城市文化中关于重教、务实、求新、担当的深层代码,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以下为杨舒研究成果摘选。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27岁。此时距他进士及第(全国第四)已经过去五年,扬州签判任满,作为进士甲科高第的他,本可以按惯例到集贤院、秘书省、史馆等馆阁就职,走上升官的“快车道”。但王安石志不在此,他觉得自己尚缺乏地方上的历练,宁愿远赴浙东海隅的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去施展治民的抱负。

这一年四月初,王安石以大理评事的职务离京赴任鄞县。一路上,最令王安石担忧的是全国性的大旱。《宋会要辑稿》载:“自去岁冬末,时雪已愆,今春大旱,赤地千里。”这跟王安石所见相符,他在路途中看到“未敢嗟艰食,凶年半九州”,可见旱灾之严重。他还写下“补败今谁恤,趍生我自羞”,自愧无补于时政,自责之情跃然纸上。此时,唯一能令他高兴的,或许就是四月十七日大女儿的出生。

抵达鄞县后,王安石与前任知县赵中舍交接公务,正式上任。他好读书,在住处修建西亭,栽花养竹,读书期间,“三日一治县事”,开始书写这一段“在鄞仅千⽇,影响一千年”的千古佳话。

“治水”是“重中之重”:改革与创新

鄞县是明州第一大县,地势跨江临海,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浍川,十百相通,本无水旱之忧。但自吴越钱氏所置营田吏废后,六七十年间,当地官吏懒政怠政,水道堤防年久失修,渠川浅塞,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贮存,致使鄞县经常面临干旱威胁。于是,王安石把“治水”列为治鄞的“重中之重”。

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初七,他自县城出发,跋山涉水,十二天内周巡鄞县东西十四乡,对各地水利情况进行实地调查,督促乡民浚治渠川,兴修水利。这一过程,完整地记载于《上杜学士开河书》与《鄞县经游记》。

动工期间,逢冬雨连绵,王安石遂两谒县北的永泰王庙,为县民浚川祈晴,恤民之情,苍天可鉴。

鄞县西十二里有广德湖,大五十里,是西七乡的浇灌之源,且“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只是湖堤塘善颓,严重影响其功能。王安石组织民夫浚筑湖堤,保障西七乡乡民的基本生活。又鄞县县东二十五里有东钱湖,由明州七十二条溪流汇流而成,周回八十里,可溉田八百顷,是东七乡的浇灌之水。庆历八年(1048),王安石调夫疏浚,重清湖界,并于县东南海晏乡命县民开凿通山碶,保障了东钱湖的灌溉功能。至此,鄞县东西十四乡乡民再也不怕干旱无水。

接着,王安石把目光投向了农耕。彼时鄞县农民生活困苦,“大抵数口之家,养生送死,皆自田出,州县百须,又出其家”。(《王安石文集》卷七十六《上运使孙司谏书》)百姓往往以田地为质,向地方豪强借高利贷,逾期无力偿还,常至倾家荡产。

针对此种情况,王安石“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将官仓中的存粮以低息贷给农民,用于生活耕种,等到秋收时再收归公家。此举既可使农民免受地主豪强的盘剥,又可为官府增加一些利息收入;还能让官府存粮以旧换新,不致腐烂损耗;同时又抑制了当地的豪强兼并。可谓一石三鸟。

以上举措充分体现王安石的改革与创新精神,他立足实际、敢为人先,不墨守成规,敢于在地方进行制度探索与实践,为日后全国性的改革积累了重要经验。

文教也要重视:亲民情怀

民生问题之外,王安石最关注的是当地的教育与教化。在他赴任之前,鄞县并无正式的县学。庆历八年(1048),在王安石的主导下,县内的孔子庙改为县学,还致书聘请当地著名士人杜醇任教。王致、王说、杜醇、楼郁、杨适,时人谓之“五先生”,“明州文教之盛,或谓肇兹五人”。王安石对他们尊礼有加,书信往来,或道仰慕之意,或讨论县政,或诗歌唱酬。他还在政事之余参与学事,亲身教导鄞县士子,当地士人从学于王安石的,如陈誴、陈諤、陈讷等,不知名者应当不在少数。

王安石以兴学养士为政教兴衰之本,而不满于科举取士。即便如此,两宋时期鄞县还是出了712名进士,并贡献了张孝祥等4名状元。后世在追溯明州文教之盛时,往往将王安石在鄞县的立学兴教视为标杆。

王安石还为鄞县百姓做了许多善政之举。如,他上书转运使孙甫,劝止捕盐。

宋代对食盐实行禁榷(专卖)制度,专卖所得的盐利,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打击制造、贩卖私盐,浙东路转运司提高对检举揭发和缉捕私盐的奖赏,赏钱要求所辖各县分担。王安石认为,浙东路沿海诸县滨海滩涂上的民户,以小船为家、以煎煮私盐为生计,官府制定以当地百姓集资来诱使人揭发和缉拿的方法,必会导致其他次生祸患;同时,鄞县百姓不富裕,几乎都是依靠田桑收入,现在强令百姓缴纳“悬赏钱”,会让百姓更加捉襟见肘,有的人家甚至要卖田才能筹到现钱缴纳,这样打击私盐的措施,不是好办法,建议撤回征缴“悬赏钱”的公文。

他还写下《收盐》诗,记述这一事件: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穷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贼盗往往有,劫杀贾客沈其艘。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又如,他奉敕书,访义夫节妇。此外,他命人刻《善救方》于县门外,令县民可以自得而无需求助官府。

王安石认为,仁政的精神需要君主以不忍人之心主动发起,而仁政的推行则需要各级官吏积极的配合执行。他本人即作出了地方官吏的表率。

对于王安石治鄞三年的政事,邵伯温总结得最为全面: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邵氏闻见录》卷十一)邵氏认为,王安石后来所行变法,都来自于他治鄞三年的经验。

王安石的这些善举处处体现“为民”二字。他深入基层调研,以解决民生疾苦为施政首要目标,展现了“一民之生重天下”的民本思想和“不忍人之心”的亲民情怀。

诗文创作的发轫期:在鄞创造的重要作品

王安石最爱杜甫的诗。知鄞县间,王安石偶然得到杜甫遗诗二百余篇,学之思之,获益良多。

这几年是他诗文创作的发轫期。杜甫之外,王安石主要学习韩愈,逐渐形成个人独特的峻峭文风。王安石讨论人性问题的名篇《性说》,即撰于知鄞期间。

鲜明地表达王安石史学观的名篇《答邵州张殿丞书》,也作于这一阶段。在文章中,王安石从怀疑史官到怀疑史料,进一步质疑历史记载。他不相信仅凭史传,当代人能够获得古人古事的真正面貌,因为史官难免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很难忠实地记载历史原貌。他一生著述等身,却似乎未有专门的史学著作,这封书信更显得意味深远。

皇祐元年(1049)岁末,王安石作《省兵》。他以为省兵非所先,重在择将。这是他的军事观之一隅。

诗歌方面,王安石在这几年创作了《秃山》《龙泉寺石井》《登飞来峰》等名篇,写出“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等脍炙人口的名句。立意高远,卓尔不群,体现了他的远大志向和超凡的人生感悟。

在鄞县期间,王安石与诸多名士有书信往来,尤为值得关注。

与王安石交往最密切的当属挚友曾巩。《宋史》记载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他与王安石一同位列“唐宋八大家”。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九引《温公日录》:

“(曾易占)会赦,自出,俾子固讼冤。再劾,复往英州,因死焉。子固时不奔丧,为乡议所贬,介甫为作《辨曾子》以解之。”

由此可知,曾巩遭诬时,王安石挺身而出,撰文为之一辩。但《辨曾子》未见于《王安石文集》之中,有学者推测《诗注》卷十九《赠曾子固》即是此文: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

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

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

曾巩还是他的老师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的“桥梁”。由于曾巩的介绍,王安石的一些篇章受到古文领袖欧阳修的青睐,并入选欧阳修编撰的《文林》。这标志着王安石已经在文坛上锋芒毕露,确立了古文名家的地位。

知鄞期间,王安石与北宋另一位革新领袖范仲淹的交往,则别具意味。范仲淹与王安石父亲王益为同年,向来受其敬仰。皇祐元年(1049)正月,范仲淹自陈州改知杭州。当时,王安石正自江宁返还鄞县,途经杭州,遂上先状问候。

此后二者屡有书启往还,皇祐二年(1050)夏秋之际,王安石于杭州正式拜谒范仲淹,亲受教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以及数年前的改革实践,当为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多有影响。

此外,明州佛教异常兴盛,佛寺遍布,高僧大德多出其间。王安石多次前往天童寺等,与禅宗大师常坦、怀琏、虚白、瑞新等诗歌唱酬,交游往来,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的很多诗歌即以佛教为题材,或描写佛教寺院、僧侣生活,或模仿诗僧的创作风格,或以通俗形式阐发佛教哲理,往往别具韵味。

王安石的“遗产”

皇祐二年(1050)初,王安石知鄞秩满。他的治绩斐然,俨然成为北宋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被视为东南地方吏治的典范,获得“江东三贤宰”的美誉。

但是耀眼的政绩背后,有一件家事令他黯然神伤——他的长女不幸早夭:王安石将他的爱女安葬于城南崇法院西北,知鄞任满,他来到鄞女墓诀别,悲伤不能自已,委托崇法院灵照守墓:

“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诗注》卷四十八《别鄞女》)

离开鄞县,王安石依依不舍,作《书会别亭》:

“西城路,居人送客西归处。年年借问去何时,今日扁舟从此去。春风吹花落高枝,飞来飞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应有重来此处时。”(《诗注》卷十八《书会别亭》)

鄞县任满后,王安⽯后又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江东刑狱等地⽅官职。皆有政绩,但都不似知鄞县这般卓著且影响深远。

嘉祐四年(1059),王安⽯被召回朝廷时,向仁宗皇帝呈交《上皇帝万⾔书》,这是他多年来主政地方的小结,他以鄞县为例,对地方治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对于王安石的贡献,鄞县人民从未忘记。嘉祐六年(1061),鄞县百姓为了表达对王安⽯的感激之情,希望能为他建立祠庙。知州钱公辅顺应民意,在明州修建了王安⽯祠。《干道四明图经》卷⼆载:

“皇朝故丞相荆公王⽂公安⽯祠堂⼆所,⼀在县之经纶阁,⼀在县东育王⼭⼴利寺。”

除了上述两座祠庙外,鄞县百姓还陆续建起多处祭祀王安⽯的寺庙,如实圣庙、忠应庙、福应庙等。据《鄞县通志》记载,忠应庙本位于山中的深岙,祭祀不便且年久失修,当地⽼百姓便商议重建庙宇。下⽔、绿野两村村民争相在本村建造庙宇,最终下⽔抢得王安⽯像,绿野争得王安⽯神主牌位。鄞县百姓对王安⽯的爱戴之情可见⼀斑。鄞州区⾄今犹有“安⽯乡”、“王公塘”等与王安⽯相联系的地名。

上千年来,历史上对王安石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除了他的故乡抚州外,只有明州地区始终铭记王安石的施政贡献,对之褒扬有加,称颂不已。可以说,王安石与鄞县结缘,是鄞县之福,亦是王安石之福。

王安石当年领导民众疏浚的东钱湖,⾄今碧波浩渺,成为宁波⼈的“后花园”;他在北仑建筑王公塘,⼀度成为全国先进的海塘模式。

王安石还为鄞县以及明州(宁波)开创了⼀个“教育与知识”的时代。在他的倡导下,明州形成了官学、书院、蒙学的三个教学系统,⼤批⽂⼈进⼊朝廷⾼层,到了南宋,更有“满朝朱⾐贵,尽是四明⼈”之说。

此外,王安⽯还在鄞县进⾏了兵农结合、加强治安等系列改⾰举措。这些实践,是王安⽯在鄞县的⽜⼑⼩试,也成为他后来变法时的主要内容如⽔利法、青苗法、保甲法的“初稿”。

在王安⽯之后,鄞县的执政者继承了他的治理模式,使鄞县的经济在两宋之际有了质的变化,其粮⾷产量曾跃居全国第⼀。王安⽯的青苗法以及⼀系列理财经济政策,使素有商贸传统的鄞县形成农商并重的社会氛围,并为⼗九世纪后鄞县商⼈成为天下第⼀商帮——宁波帮的主体奠定了先决基础。

千年回响:塑造宁波的城市文化基因

王安石的精神遗产并未停留于史书,而是深度融入宁波的城市发展脉络,成为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留下的精神遗产,核心是“发展”,根本是“民”,关键是“改革”,基础是“务实”。⽽这些遗产在千年的时光中,已经融入鄞州⼈民奋斗进取的发展步伐以及“敢为、求实、争先”的鄞州精神中。

王安石兴办县学的举措,彻底改变了当时明州“文风寥寥”的局面。自此,宁波地区官学、书院蓬勃发展,形成了崇文重教的传统。这种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绵延至今,成为宁波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王安石立足调研、讲求实效的作风,为宁波的治理文化注入了“务实”的基因。今天的宁波,在经济与社会治理中依然体现出这种精神。例如,鄞州区创新的 “365社区工作法”、“掌上治村” 等基层治理模式,正是“为民、务实”精神在当代的鲜活体现。

王安石在鄞县的改革试验,使其成为宁波“改革精神”的一座历史丰碑。在当代,宁波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其“敢闯敢试”的城市气质与王安石的精神遗产一脉相承。宁波官方已明确将王安石文化作为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中“最大的IP”来打造,旨在擦亮“王安石改革思想启源地”的城市品牌。

宁波百姓通过建祠庙、改地名(如王公塘、安石乡)等方式,世代感念王安石的德政。这种对清廉有为官员的纪念,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地方社会对吏治的期待与评价标准,成为地方廉政文化的历史资源。

今天的宁波人仍然以王安石为骄傲。《宁波市安石文化建设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提出:要进一步打响宁波作为“王安石改革思想启源地、治国名相出发地、文学大家发轫地”的城市品牌,高水平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王安石文化成为宁波最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文化标识之一。

宁波还制定了《安石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旨在通过研究、展示、文艺创作和文旅融合,将其打造为高辨识度的文化标识。推出了 “跟着王安石游鄞州” 等主题旅游线路,将其历史足迹转化为可体验的文化场景。

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发展思想,与当代宁波注重发展实体经济、激发社会活力的发展路径深度契合。其精神持续为这座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提供着历史自信与文化滋养。

王安石治鄞的精神,早已超越个人政绩的范畴,内化为宁波城市文化中关于重教、务实、求新、担当的深层代码,并在千年的传承与实践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相信王安石与宁波的故事,仍会以精神传承的形式,开出未来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