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政法大学新开设的《刑事辩护学》本科选修课于2026年10月10日正式行课。本课程系国内政法院校中,首次把《刑事辩护学》作为一门独立课程,面向本科学生开设,兼顾理论体系与实务实操,在本科法学教育中实现了零的突破。本课程由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潘金贵担任课程负责人,联合大成专业刑辩团队共同参与教学,联袂将该课程打造成为本科精品课程。《刑事辩护学》第一讲由大成北京娄秋琴律师主讲“刑事辩护的理论与实践”,第二讲由大成上海朱海斌律师主讲“侦查阶段的辩护”;第三讲由大成乌鲁木齐史玉庆律师主讲“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第四讲由大成长春马丽敏律师主讲“审判阶段的辩护”;第五讲由大成石家庄刘丽云律师主讲“会见与沟通”。后面还有李悦佳、刘万和王珏律师律师分别讲授阅卷、质证、发问、调查、辩论与写作的辩护技能。
刘丽云律师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大成刑委会联合牵头人,现任河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大成石家庄分所党委书记。长期专注于职务犯罪、经济类犯罪的刑事辩护与代理。出版个人专著《司法鉴定理论与实践》《常用司法鉴定意见质证要点》等,主编《刑辩讲坛实录》《有效辩护文书精选与实务指南》《全案无罪:有效辩护案例精析与办案指引》等多部专业书籍。曾代理田某辉涉行贿、非吸、骗取贷款无罪案,一审二次判处无期省高院改判无罪的张某故意伤害案(法律援助),历经多轮审理长达数年最终无罪的张某辉合同诈骗案,刘某正当防卫不起诉案,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石家庄某公司林某再审挪用资金30亿元、职务侵占4.8亿元案件,涉案金额80余亿元的某银行被票据诈骗案被告人林某才案件。

课程伊始,西南政法大学王剑虹副教授简要回顾了《刑事诉讼法》第39条关于会见权的规定。除特殊案件外,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凭“三证”即可享有无障碍会见权,会见权非常重要,充分利用会见权能够为后续的刑事辩护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能够发挥以下四个作用:其一,获取信息。尤其在侦查阶段律师无法阅卷时,当事人是了解案件事实、侦查重点的重要信息来源。其二,权利保障。许多犯罪嫌疑人不清楚自身诉讼权利,律师可通过会见告知其权利,避免因不知情而作出不利选择。其三,发现程序违法或证据风险,帮助当事人就刑讯逼供、威胁欺骗等情形维权。其四,保障当事人自主决定权。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需用通俗语言释明法律规定,使当事人作出理性选择。
会见在不同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侦查阶段重在了解案情、提供初步帮助;审查起诉阶段需结合阅卷核实证据;审判阶段则要进行庭审培训和辩护方案沟通。首次会见尤为关键,需完成确认辩护关系、了解案件事实、核查到案经过、发现证据线索、确定后续工作等任务。
有效沟通是会见的关键,既要善于倾听,让当事人充分陈述有利与不利的事实,也要善于追问,从陈述中发现问题并引导其自圆其说。以律师的专业素养、诚实态度以及对当事人身心健康的真诚关怀,与当事人建立实打实的信任。

随后,刘丽云律师开始了正式授课。刘律师首先从看守所的基本情况切入,介绍了各级看守所的设置与管理特点,并结合实务经验,详细描述了在押人员的日常生活、监室布局、行为规范及内部规则,帮助学生建立对羁押环境的直观认知。
在会见部分,刘律师系统梳理了会见所需手续、准备工作、谈话内容及注意事项。刘律师强调,信任关系是刑事辩护的基础。当事人即便身处羁押状态,仍应受到尊重,律师若不能在首次会见中赢得当事人信任,后续工作将难以开展。信任的建立依赖于律师的专业能力、诚实态度以及对当事人人格的尊重。当事人对辩护策略、证据出示等问题的接受程度,往往取决于其对律师的信赖程度。如果当事人不信任律师,即便案件办理成功,仍可能引发投诉或退费等纠纷。
律师应善于从当事人的陈述中发掘关键信息。以王某案为例,当事人在会见中提到曾通过电子邮件与他人沟通合作事宜,虽已将邮件删除,但律师据此建议家属尝试恢复邮件,最终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上百封邮件并完成公证,证明当事人系依靠专业技术而非职务便利与他人合作,成为案件逆转的关键证据。

接着,刘律师讲述了如何防止案件扩大战果累及自己的当事人,侦查机关对案件范围的认定具有一定弹性,律师应对案件认定保持敏感性并主动开展工作。以某串通投标案为例,涉案单位系央企,侦查机关一度拟追究单位及上级领导责任。刘律师通过深入了解分工、梳理招投标流程、查阅工作记录,向侦查机关说明涉案工程在招投标时已完成60%,不符合刑法意义上的串通投标行为;同时,涉案款项中一大笔资金实为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并非违法所得。在当事人积极协助解决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促成民事判决固定债权后,法院未将该笔款项认定为违法所得,单位及相关人员亦未被追责。
会见结束后,律师应及时向家属反馈当事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并就案件情况进行有限度的沟通。律师应重点了解侦查机关笔录所固定的事实与当事人实际陈述之间的差异,而不仅是听取当事人的全部陈述。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阅卷后可向当事人核实证据,但不应将证人证言等敏感信息告知家属,以免引发家属干扰证人的风险。对于案件定性、罪名分析等问题,可进行适当解释。律师还应明确告知家属案件所处的程序阶段,并合理回应家属的关切。
刘律师以某县职务犯罪案为例,强调律师应在确保各方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取证。该案中,刘律师向法院申请调取未调取的历史形成的客观证据,法院出具函件后由单位收集证据邮寄,同时申请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庭审中,证人作出了与笔录完全不同的陈述,通过在庭上逐一排除律师和家属可能面临的风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会见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会见过程中侦查人员可以在场,但不得对律师会见进行干扰。会见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在其已被立案但尚未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律师应完整制作会见笔录,并告知当事人主动到案的法律意义。实践中曾出现律师在办公室会见后,当事人在楼下被侦查机关控制的情形,因此律师应做好充分准备,避免自身陷入职业风险。
刘律师详细讲述了如何规范制作会见笔录。当事人声称遭受刑讯逼供时,律师应制作专门笔录,以备后续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之用。当事人提供立功线索时,也应制作专门笔录并依法提交检察机关。律师可告知当事人注意观察监室内他人的言行,以获取立功线索,但应确保线索的真实性。此外,律师应注意看守所会见的操作规程。
法律未规定会见次数的上限,律师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合理安排会见。一般而言,在以下节点适合会见:接受委托后首次会见;审查逮捕期间会见一次;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律师阅卷后核实证据;认罪认罚案件多次会见;案件移送法院后阅卷会见;开庭前最后一次会见;庭审后复盘会见;一审判决后上诉期内会见。律师在会见中不得违规带入或带出人员、物品、信息,不得诱导翻供、串供、伪造或毁灭证据,不得未经许可录音录像拍照。当事人可能提出找关系、取保、许诺财物、传递信息或销毁证据等敏感要求,律师应明确拒绝并做好解释,避免陷入执业风险。

在沟通部分,刘律师分别阐述了与委托人、家属、当事人、司法机关及同案辩护人沟通的要点与方法。与家属沟通时,律师应明确告知案件程序阶段、当事人状态、罪名情况及初步辩护思路,同时避免透露敏感信息。与当事人沟通时,律师应关注其心理状态,适时进行疏导和引导。与司法机关沟通时,律师应以专业、理性的态度提出辩护意见,即便遭遇刁难,也应以当事人利益为重。与同案其他辩护人沟通时,应保持合作态度,避免因辩护词署名排序或资历问题影响辩护效果。她认为,有效沟通的前提是对方认可律师的专业能力、敬业精神和观点合理性。通过多个实务案例,刘律师展示了如何在复杂案件中协调多方立场、形成辩护合力。
最后,刘律师指出专业能力是律师的立身之本。会见次数再多不为过,阅卷再细不为烦。在认罪认罚制度广泛适用的背景下,律师应坚持“小案大办”的理念,通过扎实的会见与沟通工作,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王剑虹副教授在刘丽云律师授课的基础上作了两点补充。第一,关于律师在会见时如何处理可能遇到的刑事风险的问题。当事人提出的要求未必全部合理,律师应善于甄别并妥善应对,在不影响信任关系的前提下予以回避或引导。与家属沟通时应注意保密,不得将会见中获知的证人信息、案件细节等敏感内容告知家属,以免家属据此接触证人、干扰作证。当事人透露余罪时,律师不应直接建议当事人交代或不交代,而应将相关法律规定及自首、坦白的法律后果告知当事人,由其自行判断和选择,避免替当事人作出价值判断或明确建议。

第二,立功线索的处理应遵循规范路径。当事人提供立功线索时,律师不宜直接代为收集或传递相关材料,而应引导当事人通过管教向办案机关反映。律师介入过深可能引发对线索来源正当性的质疑,反而影响立功认定的效果,并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
互动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围绕证人取证技巧、同案犯利益冲突的处理以及律师职业道德等实务难题,与主讲嘉宾刘律师展开了深入探讨。刘律师结合自身办理的多起重大复杂案件,逐一耐心解答,分享了许多宝贵的实战经验,既具理论高度,又贴近实务,使学生们对会见与沟通中的疑难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提问环节结束后,刘律师还向参与提问的同学赠送了亲笔签名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