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例精神赡养案：

原告储某是77岁高龄的老太太，被告马某、朱某是储某的女儿、女婿，今年均已50多岁。

储某育有一儿一女，老两口原本在无锡马山地区有两套房屋，一套小户型的单间，一套65平方米。2009年3月，储某与老伴及两个子女签订了一份协议，老夫妻将位于无锡马山的老房卖掉，钱归女儿，今后居住女儿位于北塘区龙塘家园的一套一楼房屋直至终年，养老送终均由女儿负担。小户型的单间房屋变卖后，65平方米的房屋归儿子与儿媳拥有。

2009年5月开始，老人按照协议搬离马山跟随女儿居住。父母与子女楼上楼下居住互相照应本是件好事，然而好景不长，从储某的老伴2009年8月去世后双方的矛盾开始爆发。而老人平时喜欢拣点垃圾放在家里，更让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详细]

判决结果

法官：马文娟、朱斌良自2012年9月起，以每月600元的标准给储福娣房屋使用费、医疗费8000元，马文娟应当至少每两个月一次看望储福娣，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国庆节、元旦节应当至少安排看望两次，春节期间至少看望一次。

疑虑一：“精神赡养”，你做到了吗？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老人特别是城市里的老人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精神需求问题日益凸显，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老人退休以后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子缩小，心理难免会有落差；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规模缩小，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因为“精神赡养”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如果赡养人不执行或不充分执行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法律也无法判定他们是否执行到位，这样老人的生活又会回到原点。

赡养父母是每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给父母提供“精神赡养”，是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子女，我们应该多与父母沟通，关心体贴父母的生活，使老人尽快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重拾自信，安享晚年。

疑虑二：重心在引导而非惩罚

此外，《新老年法》还具有鲜明的社会法特征，更多的是从鼓励倡导的角度来设定权利义务，法律规定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老人，主要意图是在家庭中确立子女的孝道责任，在社会上树立关怀老年人精神权利的意识。这并非强制性的要求，而是希望通过法律这种形式进行指引性的规范，重心不在惩罚而在引导教育。

法律条文：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访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者、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肖金明

质疑之一：“法律万能主义”侵入道德领域?

记者:从多个网络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质疑“常回家看看”入法的观点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常回家看看”主要属于社会伦理道德范畴,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但却不是立法性议题。您怎么看?

肖金明:“常回家看看”是一种通俗的说法,这一条款满足的是老年人在经济供奉、生活照料以外的第三种需要,即精神抚慰的需求。满足老年人精神需要,最好由家庭成员来实现,这种责任通常是社会和他人难以替代的。因为“常回家看看”主要涉及家庭关系,人们习惯于将其纳入伦理道德范畴,同时由于一个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很难通过强制他人来实现,所以“常回家看看”入法被指责为法律万能主义的体现就不足为怪了。

记者:将“常回家看看”入法,是因为道德约束已经乏力了?

肖金明:历史地看,传统社会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主要由道德规范进行调节。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规范的领域在慢慢地扩张,通常依靠习俗、道德就可以调整的关系,现在需要建立复杂的民事法律制度才能应对,当然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家庭的功能正在渐渐地弱化,包括家庭教育孩子的功能、家庭养老的功能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弱化的趋势。而其背后的深层问题可能就是社会和家庭道德力量的不足。社会转型期道德功能弱化,人们强烈的道德需求与社会道德现状之间距离不断拉大,就应该适时地让法律来支撑道德,除了“常回家看看”入法外,还包括见义勇为立法、志愿服务立法、慈善立法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样的功效。在欧洲福利国家试图摆脱福利困境发起找回家庭运动的时候,对我们而言,通过立法支持坚守家庭观念、维持家庭功能、保卫家庭道德,是社会转型期里的一个明智选择。

质疑之二:法律规定难敌多重现实困境?

记者:另一种观点提出,尽管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空巢老人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但“常回家看看”的确面临着很多现实困境。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是不想回,而是“回不起”,例如面临着假期稀少、路途迢迢、收入较低、物价过高等诸多困难。

肖金明:“常回家看看”条款完整规定是这样的:“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这是具有完整性和逻辑性的,“看望”与“问候”并列,使“常回家看看”更具现实性,对该条款的质疑和批评恰恰是建立在对该条款的不完整理解上。实际上,经常问候老人是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主要形式,问题是由于整个社会没有重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少人连“经常问候老年人”都做不到。

记者:有“问候”这一缓冲的确比较契合实际,因为“常回家”的现实困境,的确是一个问题。

肖金明:解决“常回家”的困境,就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了。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有关规定来看,针对“常回家看看”,社会用人单位有责任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探亲休假制度,这实际上也是“常回家看看”条款的应有之意。而对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国家支持家庭养老制度,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老年人宜居环境建设、规划亲情住宅,使“常回家看看”条款更具实效性。

质疑之三:“常回家看看”不具司法操作性?

记者:7月1日江苏有了第一起“常回家看看”判例,法院根据该条款作出支持老太太要求女儿常来看望自己的诉求,但办案法官也感慨,此类案件判决容易,执行难。这也是网络上最主要的质疑,即对其司法可操作性的质疑。

肖金明:人们习惯于从两个方面理解法律条款的可操作性,一种是能否成为法院裁判纠纷的依据,另一种是违反法律条款是否将受到法律制裁。社会公众更倾向于从后者角度理解可操作性,所以才有了“不常回家看看怎么处罚”的疑问。这实际上是将可操作性与可诉性、可制裁性两个概念混淆了。可操作性的概念外延更大,比如,它可以成为评判是非、行政问责、调处家庭纠纷的重要原则。

记者:很多学者还提出,“常回家看看”,多久回家看一次算“常”?这也成为被质疑的一点。

肖金明:我不主张全国性立法规定得这么具体,关于什么是“常常”,完全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和社会常识来判断,一些相关的精神赡养方面的法院判决,法官通常也是根据当地风俗和社会常理进行合理判断。如果非要对“常回家看看”进行细化立法,我也不反对地方立法在这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