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6日 15:26
来源：新华网浙江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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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十年申遗路

●2001年，宁波举办首届“海上丝路”文化周，从而开始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之路。

●2006年12月，宁波和泉州作为海路部分，进入“丝绸之路中国段”申遗预备名录。

●2009年，国家文物局将泉州、宁波、广州、扬州、蓬莱等五城市纳入“海上丝绸之路”捆绑申遗计划。

●2011年，中国社科院与宁波市政府联合在宁波博物馆合作共建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北海、广州、漳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七城市又建立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七城市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利用和联合申遗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海上丝路”七城市文化遗产

精品联展将于明年4月开展

宁波有六件宝贝参展

本报讯昨日，“海上丝绸之路”七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新闻发布会在宁波召开。据悉，这一展览的首展将于2012年4月在宁波博物馆举行。此后，将在北海、广州、漳州、泉州、扬州、蓬莱六城市以及国内其他城市巡展，乃至赴境外巡展。这也是继七城市签署申遗《行动纲领》后跨出的第一步。

此次联展将汇集七城市具有代表性的展品，展示璀璨夺目的海丝文明。展览一共分为“登州：率先崛起的北方大港”、“北海：遥相呼应的南方门户”、“扬州：盛世大唐的海丝奇葩”、“宁波：大运河与‘海丝’的汇聚”、“泉州：天方海客的东方乐园”、“广州：延绵千年的南海明珠”、“漳州：明清时期的月港洋市”七个部分。

记者了解到，此次联展中，宁波送展的展品有铜钺、长沙窑褐绿彩奔鹿纹执壶、车马神兽镜、宋船复原模型、越窑荷叶盏托和越窑瓜棱执壶等珍品。 从这些展品中，我们能一窥宁波源远流长的“海上丝路”文化。“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始于东汉，发展于唐代，鼎盛于五代、北宋和元。进入明清时代，虽然因为海禁使海上丝绸之路突然衰微，但就宁波而言，由于港口的特殊地位，其海上丝绸之路仍然得到了后续的发展。”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林士民说，“这些展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

1、铜钺

在2008年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城市国际化”名家论坛上，国家旅游局丝绸之路总体规划副组长乔然教授曾说：这件国宝级的文物是中国航海界最早的文物，也是人类最早的航海记录，“它能代表宁波在丝绸之路上扮演过什么角色”。由此可见这件铜钺的重要性。从照片上看，铜钺状似一把斧头。重要的是它上面的纹饰。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林士民告诉记者，有人曾提出，上面的纹饰是“羽人竞渡”，乃“人划船”。但在他看来，这是“风帆”。这个战国时期的随葬品，1976年出土于宁波鄞县甲村郑家埭。上面的纹饰形象地展示了“宁波地区先民已经向大海进军了”。而更让人称奇的是，这也证实“2000多年前的越人已经使用帆船航行了”。

2、宋船复原模型

1978年—1979年，在宁波东门口的古代海运码头发现了一艘北宋时期的木船。“这条宋船与宁波、温州的著名木船船型‘绿眉毛’相似。” 林士民说，最值得关注的是，“船上装有用半圆木做成的减摇龙骨。”在国外，减摇龙骨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所以，宁波宋船表明中国运用减摇龙骨的时间“比国外约早700年”。林士民表示，这条古船的发现，不仅以实物印证了宁波造船业的发达，也证明了宁波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3、越窑荷叶盏托和越窑瓜棱执壶

以上林湖为代表的越窑青瓷，是中国瓷窑的开山鼻祖之一。至唐鼎盛时，环湖周围120多处青瓷窑址终日炉火不断。上林湖的中心窑场不仅大量生产贡瓷，还生产贸易陶瓷。因此，也有人认为古代宁波港堪称“瓷器之都”。

这两件瓷器都是1975年在和义路唐码头遗址出土的，“两者都是秘色瓷，乃越窑青瓷中的上等品。”林士民介绍说，“当年，越窑青瓷从码头销往亚洲各国。”而有些残损的，就被留在了码头。“而今，它们成了宁波海丝文化的有力佐证。”

4、车马神兽镜

“车马神兽镜是奉化萧王庙后竺村出土的，乃东汉时期贵族所用。”林士民说，镜子背后的纹饰说明了当时交通发达、文化繁荣。受神兽镜和车马画像镜的影响，日本也出现了极富特色的三角缘神兽镜。因此，此镜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三国时期的宁波已发展成为东吴沿海颇具规模的海内外贸易集散地，是吴地东渡日本的最佳出海口。

5、长沙窑褐绿彩奔鹿纹执壶

1973年至1977年，我市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在宁波市区姚江南岸唐代海运码头遗址和罗城城门遗址中，发掘清理出一批晚唐的越窑青瓷和湖南长沙窑瓷器。在国内，长沙窑瓷器除扬州、宁波外，其他地区鲜有出土。这说明，唐代明州不单是越窑青瓷外销的港口，也是长沙窑销往海外的主要港口。记者梅薇

天一阁有三块宋朝日本华侨送的刻石

在日本处处有宁波传过去的文化痕迹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对日本影响深远

本报讯明州港在中日关系上的重要地位正在不断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昨天在甬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学术论坛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如是说。

“宋朝政府曾指定宁波是通往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口。明代的明州港，是中国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合法的港口。这也注定了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日本、韩国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并不仅仅在经济方面，还包括文化、宗教等各个层面。”著名历史学家、宁波大学龚缨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以上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表示，“这也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特点。”

三块刻石记载了宋朝明州港对日贸易

在天一阁尊经阁西边的院墙上，从北至南依次排列着三块刻石。三石形制粗陋，字迹大小、深浅不一，内容难以卒读，一般不被人注意。但事实上， 这三块“貌不惊人”的刻石可是大有来头。昨天，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林士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这三块刻石是有关南宋明州港对日本交通贸易的刻石。 “它们是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三名居住日本的华侨在明州舍钱修砌‘礼拜路’，奉献功德的刻石。”

这是宁波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明州港最早的文物遗存，也是有关明州港对日本交通贸易历史最早的文物遗存。

据林士民推断，此三人乃华侨，“他们从侨居国日本出发来到祖国明州，不是归乡，而是营生。他们极有可能是‘水手’，也就是海员。”

南宋《宝庆四明志》有记载：明州“南通闽广，东接倭人，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这说明，当时明州港的主要贸易对象为高丽国(今朝鲜半岛)和日本国。

林士民尤其留意了刻石主人的居住地：日本国太宰府博多津。“博多津就是博多港，历来是日本遣唐使的出发地，日本对外交通贸易的门户。”

《宋史·日本国传》、《宋会要·互市舶法》等史籍，曾多次记载日本国太宰府遣使致牒或委托海商致送礼物于明州官府的史实。“这批刻石的发现，从实物上印证了史籍所载两国地方官府之间的交往和两个姐妹港之间的密切关系。”林士民说。

日本文化中有不少宁波印记

在日本京者天龙寺妙智院藏着一幅明代绘画《谦斋老师归日域图》。龚缨晏说，谦斋是日本僧人策彦周良的号，他曾作为节度使两度来中国，都是在宁波登陆上岸的。

《谦斋老师归日域图》是策彦周良离开宁波启程回国前，一批宁波文人赠予他的送别之作。画上，宁波的城门与城墙依稀可见，江边有四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对着站在船头的策彦周良拱手作别。

这幅画只是日本文化中的宁波印记之一，事实上，有日本，有不少受古代宁波文化影响的建筑旧址、遗址及著名历史人物活动的史迹。

林士民向记者讲了一件事。2003年，他曾随市文物保护部门到日本“海外寻珍”。结果，在日本京都比睿山上，发现了几株看上去非常高龄的茶树，“其中一棵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林士民查阅资料后推测，“茶树籽就来自浙东，而且极有可能就来自宁波。”他的猜想很快得到了印证。日本的中国茶文化评论家工藤佳治随后向他证实：宁波乃日本茶文化的源头。

林士民还告诉记者，日本西部230余处遗址中出土了唐朝至北宋时期的越窑制品，其中有190余处出土了产自上林湖、东钱湖窑场的青瓷制品。“越窑制瓷技术是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先进科学技术向外传播的重要标志。”

而在韩昇教授看来，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遣唐使最澄，他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入明州，去天台山留学。后归国时，从明州带去了一批经书文物，并在日本创建天台宗，“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宁波与日本等国的文化交流由此繁荣。”

韩昇昨天还透露，目前东京大学正在做一项宁波研究计划，其中就提出，明州港是东海贸易圈的重要支点。记者梅薇

两本“海上丝路”研究著作出版

本报讯在这次学术论坛上，还举行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和《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两部著作的首发仪式。 这两本书是宁波博物馆为了本次会议而特地委托宁波大学龚缨晏教授组织撰写。《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第一次对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则精选100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整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全貌，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记者梅薇

36项我国成“非遗”最多的国家

据新华社电12月8日至10日在宁波举行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透露，目前，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已达36项，成为世界上入选“非遗”项目最多的国家。

文化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截至2011年11月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达36项，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这充分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肯定。

本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由文化部主办，浙江省文化厅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行政部门有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