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6日 15:00
来源：宁波晚报 作者：谢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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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船舶

陆上丝绸之路靠的是骆驼，海上丝绸之路则必须依靠船舶。福船、沙船、广船、鸟船是我国四大航海古船。福建造的叫福船，广东造的叫广船，沙船适宜于长江口以北的航线。而我们浙江沿海一带则使用鸟船。郑和下西洋船队就是由这四种船舶及它们的改进型组成的。

鸟船头似鸟嘴，故称鸟船，古代浙江人认为是鸟衔来稻谷种子，才造就了浙江的鱼米之乡，所以把船头做成鸟嘴状。由于鸟船船头眼上方有条绿色眉，故它又得名绿眉毛。

30年前在甬江边上还能看到这种船舶。船帆染成赭色。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这种船的桅杆并不在帆的正中，而是偏在一侧，与照片上所见的西洋帆船有很大的不同。这点不同十分重要，当风转向时，船帆也能灵活转向，甚至能逆风行驶。近年来，浙江新造一艘鸟船“绿眉毛”号，船长31米，宽6.8 米，吃水深2.2米，排水量230吨；采用古老的木制舵，舵长11米，宽2.3米；有三桅五帆，其中主桅高24.5米，主帆三面，使用风力航速最高可达每小时9海里。

2003年10月，在战船街北部、和义路瓮城基址南侧出土了一艘古代沉船。这是历年来宁波老城内出土的第三艘古沉船。经过多年的城市改造， 城区竟能有三艘古船出土，这无可辩驳地证明宁波是古代中国对外交通贸易重地和造船业的中心。船是在距地表1.5米的深处发现的。这条船残长9米多，最宽处残存近3米，可以分辨出的舱有9个，每个舱都属于水密隔舱，而且舱与舱之间有流水孔相通，具有良好的抗沉性。专家结合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文物情况，推断出此船年代为南宋。专家对和义路出土古船研究表明，这艘古船已经使用了防摇龙骨，这比西方整整早了200年。

过洋牵星术

光有船舶还不行。大海茫茫，船舶如何在丝绸之路上行驶是件难事。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是有指南针吗？但仔细想一想，如果光凭指南针朝北或朝南行驶，船会驶向什么地方？这就需要掌握船在哪一个位置。北宋发明指南针之后，人们仍以观看星体位置及其高度，作为导航的辅助手段。大约到了元明时期，我国天文航海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已能观测星的高度来确定地理纬度。这就是过洋牵星术。

牵星术是通过专门的牵星板来进行的，牵星板最大一块为十二指板，最小为一指板。使用时，左手拿牵星板一端中心，手臂伸直眼看星空，使牵星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观测星体离海平面的高度。牵星板用优质的乌木制成，一共十二块正方形木板，最大的一块每边长约二十四厘米，以下每块递减二厘米，最小的一块每边长约二厘米。另有用象牙制成一小方块，四角缺刻，缺刻四边的长度分别是上面所举最小一块边长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一。比如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左手拿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边缘是北极星，下边缘是水平线，这样就可以测出所在地的北极星距水平的高度。高度高低不同可以用十二块木板和象牙块四缺刻替换调整使用。求得北极星高度后，就可以计算出船舶所处的地理纬度。

牵星板还必须配合牵星图一起使用。过洋牵星图中的牵星记载，其牵星数据直接注在星座图形的近旁，使人一目了然。《郑和航海图》中有牵星记载的近70处。其中直接标在航线上的有16处；标在沿岸和岛屿上的有34处；标在过洋牵星图上的近30处。

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你们的祖先在航海方面远比我们的祖先来得先进。中国远在欧洲之前懂得用前后帆的系统御风而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中国航海史上从未用过多桨奴隶船。”

我们有指南针，我们有过洋牵星术，所以中国的船舶在海上丝绸之路通行不会迷失方向。

市舶司

市舶司始于唐代，盛于宋代，至明末逐渐萎缩。清时设海关废除了市舶司。

古代中国官方进行的其实并非是等价交换的贸易。明政府实行的是“外国有所贡，中国必有所赐”的政策，所赐几乎是所贡的十倍。既然是贡，那么就是贡给皇帝的，接受者就是代表皇帝的市舶司，管理市舶司的往往是宫中派出的太监。

唐玄宗开元年间，广州就设有市舶使一职﹐一般由宦官担任，此为市舶司前身。宋代重视海外贸易，开宝四年在广州设市舶使，掌海上贸易。北宋淳化三年两浙路市舶司从杭州移置明州定海(今镇海)。明州成为通往南亚、中东、非洲东海岸丝绸之路的起航地，开赴日本、高丽(今朝鲜)的商船也大多在这里出发。“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明州航海业盛况空前。徽宗崇宁元年七月在杭州、明州(今宁波)、密州(今山东胶县)、秀州(今上海淞江县)等地设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收购专卖品、管理外商。南宋时期，明州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清代徐兆昺在《四明谈助》中说， 当时明州开明坊前后的大市、中市和后市，百货凑集，四方商船舶满划船场。元代，庆元(今宁波)古江厦码头改称下番滩码头，出洋土货进口番货都在这里集散。 定海(即今镇海)也“蛮夷诸番舟帆所通，为一据会总隘之地”。除了与日本通航贸易，庆元与高丽、真腊(今柬埔寨)、印度等国也保持频繁的海上贸易往来。南宋建炎初罢闽、浙市舶司，市舶司的职能归转运司。元同宋制，元世祖忽必烈于广东置市舶提举司，武宗至大期间罢市舶司。元仁宗时，重新在泉州、广州、庆元(宁波)三地设立市舶提举司，掌发放船舶出海公检、公凭，检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辖口岸船只事宜。明初也于沿海各处置市舶提举司，掌海外各国朝贡市易之事。

宋以后，正是世界海上贸易蓬勃发展时期，但明代却逆潮流而行，实施海禁，“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朱元璋有关海禁的诏令每过一二年就重申一遍。

嘉靖二年，发生在宁波的争贡事件，更使海禁雪上加霜。本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外贸遭受了更重大的打击。

争贡事件

15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处于战国时期，国内封建诸侯都加强经济力量，因见朝贡有利可图，就不守明朝规矩，纷纷派出贡使来到中国。

明嘉靖二年，日本左京兆大夫派遣的贡使宗设自灵桥门登岸来到宁波，市舶司安排他们居住在境清寺嘉宾堂。过了几天日右京兆大夫也派遣他的贡使瑞佐，以祝贺皇帝即位为名也来朝入贡，船队驶入甬江，从和义门登岸，市舶司安排他们在天宁寺居住。按明朝惯例，设在境内的市舶司应按先后次序到船上验货和接待。

坏就坏在瑞佐的副使宋素卿，这人原名叫朱杲，家住灵桥门附近。他没有别的才能，粗识文字，家中以买卖古董为业。明弘治年间，朱杲偷渡到日本。日本的地方诸侯因为朱杲是中国人，可以利用，就让他当了官。明正德三年，朱杲将自己的姓名改为宋素卿，充任正使到明州入贡。当地人一见到他就认了出来。镇巡官得知情况，就以朱杲叛入外国，将此事奏闻朝廷。但当时朝中太监刘瑾弄权，他得了朱杲的贿赂，竟将他放回日本。这次化名宋素卿的朱杲又来到了宁波，而且无事生非，挑起祸端。

自仗了解“内情”，宋素卿就向宁波市舶司负责的太监赖恩行贿，赖恩见钱眼开，竟不按惯例办事，不但先到瑞佐的船上验货，而且设宴招待时也让瑞佐坐了上席，将宗设冷落在一旁。这下宗设就不乐意了，率领手下到瑞佐住所及和义门瑞佐泊船处大打出手，并劫掠了市舶司仓库的所有贡品。外使入贡本来是不许带武器的，受了贿赂的市舶司太监竟偷偷将刀枪送与瑞佐一行。这下日本的两帮贡使仗就打大了。但宗设终究人多，还是占了上风。太监仓皇躲入市民家中。瑞佐狼狈向西逃窜，躲入绍兴城中。宗设还不罢休，一直追到绍兴，向绍兴知府索要瑞佐被拒绝，怒而返回，途中大肆劫掠。太监不得已，指挥袁琎为护夷兵使，追至绍兴。当时境清寺嘉宾堂还有日本贡使的随从人员100余人。境内民众请求官府清除这100余人。但官府却十分畏惧，“闻言震色”。在民众的压力下，只好斩戮这100余人。而我军民亦有被杀者。靠泊在灵桥门日本贡船水手闻城中扰攘，就起锚开船逃奔。宗设自绍兴返回，回至湾头，见宁波城上鼓噪防备，就夺得三艘民船顺流出海。

争贡事件发生后。给事中夏言上书嘉靖帝，中有“倭患起于市舶”之说。嘉靖帝遂下诏罢市舶司。宁波市舶司被罢后，明代只留广东一处市舶司。

清初实行闭关政策，对外通商口岸仅限澳门一地。康熙二十二年海禁放松，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四口贸易。乾隆时仅留广州一口通商。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宁波又被迫成为五口通商之一。这以后通商口岸设税务司、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诸事，大权落入洋人之手。

申遗，共同参与

早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布了《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对话之路》计划，特别关注“丝绸之路”沿线在文明交流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关注沿线的世界文化遗产候选点。现在北海、广州、漳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七座城市已经签署“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行动纲领》，将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文化专员于连·格莱纳也到访宁波。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开通于2000多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绵延15000余公里，穿过红海和印度洋，连接西欧的地中海、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城市以及日本，从那时起，宁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口岸，基于此，在宁波举行‘海丝’申遗的国际论坛意义非凡。”“以宁波为代表的七座申遗城市的‘海丝’遗址各有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在城市建设、发展旅游中，要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特色。”“因此，构建沿线遗产保护联动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宁波对中国‘海丝’申遗联动机制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意味着保护和保存世界文化遗产的承诺，保护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遗产本身，还要保护遗产周围的整个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