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妈妈再陷生子迷案 孩子被要求生下父亲未知

14岁的少女靠在被自己体重压扁的沙发一角，腹部已经高高隆起，宽大的粉白色连体衣裙上方，是一张仍显稚嫩的脸，偶尔还会泛出羞涩。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在沉默，转动着一双没有内容的眼，像缺乏足够营养的脸庞一样透白干净。

她正在等待第二个孩子的出生。

12岁时，湖南幼女思思（化名）在一场争议中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父亲是个问号，孩子被作为证据降生这个世界，但结论并没有因此改变——邻村一个74岁的老人被确定为孩子的父亲，他被投入湖南的一所监狱服刑—尽管迄今，家人对这个结论仍固执地抱有怀疑。

在风波平息两年之后，翻版的故事再次上演：思思又怀孕了，父亲仍是个问号，孩子再一次被家人要求作为证据生下。

与第一次不同的是，第二次的意外发生在幼女妈妈远离故乡被好心人收留之后。在北京，一家公益组织希望通过救助改变女孩的人生，但令他们措手不及的是难以走出的怪圈。

刚进入少女花季的思思，有一个贫穷、缺少爱和被打骂的童年，而成人的入侵过早地玷污了她的世界——两个最初的时间一直印在她的心里：

一个是8岁时，家里的大人常当着她的面看黄色录像；

一个是11岁时，她自称被学校的一名老师夺走了童贞。

12岁幼女产子风波

王小英发现女儿的身体渐渐膨胀，最初还以为肚里长瘤子。

那是2013年1月，那个月的下旬，她才迎来12周岁的生日。

读小学六年级的思思对一切还浑然不知。之前，从来没人告诉她，一个小孩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

照看她的是76岁的爷爷和71岁的奶奶，两个不识字的老人。父母在她6岁时去了浙江打工，在一个私人老板承包的工地上，父亲忙着砌下水道，母亲给工人们做饭，每人每天分别挣到80元和60元。这些钱除了在外生存，只有少量一部分寄回家里。在湖南祁阳的农村，大多数跟他们一样的青壮年都去了外地，过着类似的闯荡生活。在家乡小学和女儿玩耍的同伴们，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留守童年早已是多年常态。

“不可能把孩子带出去，没人看。”45岁的父亲李春生很后悔，也很无奈。

在始终没有挣到足够的钱后，王小英回了家。“她什么都不做，也不管孩子，只知道打麻将。”李春生对妻子颇多怨言，许多次回家，他总是在村民的麻将桌上找到妻子。

县计生站的B超检查发现了思思腹中的孕婴，已有5个多月，副站长谭东方报了警。通过思思自述，嫌疑人之一为相邻村组的一个74岁老人唐冬云，外号“柏和尚”，独居未娶。警方记录显示，思思自称老人曾强奸过她。

被带走的唐冬云在笔录里供述，2012年8月以来，先后与女孩发生关系10余次，每次通常给她5元，最多给过10元。

在思思案发后反复多变的叙述中，提到侵犯她的还有梅溪小学的三个老师，但警方多次走访调查，并没有获得可信的确凿证据。

永州市公安局所做的D N A鉴定结果显示，唐冬云的血样与受害幼女的羊水比对相符，确信所怀孩子是老人的。当年4月唐冬云被判刑12年。

李春生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包括思思自己，更倾向于认为肚子里的孩子属于学校的一个老师。愤怒的父亲做出一个“赌气”的决定：要求女儿把孩子生下。在这家人看来，这是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翻案”铁证。

他们逃离了县城的舆论和镇干部们反复劝说引产的干预，2013年5月7日，一个乳名小翠儿（化名）的女婴在邻县祁东县妇幼保健院剖腹降生。

2013年初夏，获知讯息的南都记者赴当地对该事件做出报道。公开信息所见，“12岁妈妈”可能是国内遭性侵后产子年龄最小的母亲。

没能发出的后续是，2013年7月，南都记者曾到湖南省东安监狱提取到正在服刑的唐冬云的部分毛发和口腔粘膜（经过本人签字准许），北京一家机构的鉴定结果印证了此前公安部门的认定：孩子的父亲就是唐冬云。

思思还另外提供了一份曾遭老师性侵的“证据”：贴在教室后面的一张墙纸。她自称，这张墙纸曾被老师摘下，铺在地上和她发生过关系，事后又贴回原处。墙纸上的一些污迹，她认为含有对方留下的体液。但由于时间过久、证据污染和技术限制的原因，这份“证据”并没有得到正规的检验。

风波也渐渐平息，2013年夏天，思思来到了北京，接收她的是一家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执行主任、理事长张雯回忆初衷，在得知思思的遭遇后，希望通过义务救助让她回到正常的生活。

救助·改变·危情重现

很长一段时间里，12岁妈妈在媒体的视野里消失。她隐姓埋名，被送进北京的一家私立小学，继续六年级的课程。这是一家相对封闭的贵族学校，每年6万-8万元的学费被这所学校同意免掉，思思住在集体宿舍，与一群新的小伙伴们开始新的生活。

初来北京的第一个月里，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为思思做包括心理测试在内的关怀治疗。但结果并不容乐观。

有20年受虐儿童社工经验的美国专家告诉张雯，要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发生在女孩身上的某些经历可能还要反复，矫正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预期。

但发生中的一些变化却让张雯乐观。初来北京时，思思接受一家公益机构的沙盘测试，“一开始摆出来的都是蛇、蝎子，她把所有的蛇都找出来了，而那个蛇，在潜意识里代表的是性。”

两个月后，张雯接到测试者打来电话，把她高兴坏了，“思思找的东西里出现了船、莲花、蜡烛等，船代表的是方向，蜡烛是能发光的东西，测试单位也很高兴，终于有一点亮光了！”那时，思思再见到张雯，主动提出要跟她学英语，还说以后想当警察，想当医生，这些变化给了她莫大欣慰。

也大约是在那段时间，一天南都记者突然接到思思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告诉记者，她很喜欢现在的学校，老师们对她很好，她要努力“做一个好人”。

但那通电话她的主要目的是：她的手机没钱了，让记者帮她充点话费。此后每隔一段时间，记者就会收到思思电话或短信表达的类似请求，而后来得知，许多采访或帮助过她的熟人都帮她充过话费。

在之前的报道中曾经提到，思思是一个语言多变、性情反复、单纯却混乱的女孩。通过接手后对她进行的智力测试，张雯等工作人员也发现“她的智商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

但更多时候，她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孩子。熟通电脑，能玩转手机里的各种游戏，好强，喜欢运动，有时表现出强烈的上进心。在社工的感化教育之后，“她真的是痛哭流涕，内心觉得自己脏，必须把自己洗干净”——张雯认为，正是在她的父母来到北京之后，孩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亲情缺失是独自来京的思思很快遇到的问题，而社工救助的一个理论认为，要帮助孩子，也必须要帮助她的家庭。2013年夏末，思思的父母到了北京，基金会为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李春生被安排在学校当保安，包吃，月薪2000元，王小英则在家专门带小翠儿。

平时住在学校宿舍的思思，每到周末则回家和爸妈一起住。“她爸妈来了之后，矛盾很多，孩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子。”张雯认为对父母的帮扶虽然必要，但客观上又将孩子拉回到原来所熟悉的环境。

2014年5月的一天，思思突然失踪了。

父母、学校老师、基金会工作人员到处寻找。正当众人焦虑万分时，思思回来了。

面对家人的追问，思思称自己被一个40多岁的司机性侵。基金会报警后，警方从调取的监控录像中发现，思思跟一个男子进了一家酒店，“但样子高高兴兴，像是自觉自愿，警察也感觉她在骗人。”张雯说，监控录像还显示，思思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思思后来承认，那是对方给她买的礼物，还给了100块钱。“那个男的吓坏了，被关了好像又放出来了，这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暴躁的李春生动手打了思思。但没想一个月后，危情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