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消防：唐代用溅筒灭火 清代民间消防组织多

消防船

古代消防装备

机桶

□赖晨

有道是：建业千日功，火烧当日穷。在各种灾害中，火灾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频繁发生、破坏性巨大的灾害，其令人恐惧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人类，因此，我国历朝历代均十分重视火政。

周

火政官与举火礼

《甲骨文合集》刊载的第583版、第584版两条涂朱的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武丁时期，奴隶夜间放火焚烧奴隶主的三座粮仓。这是有文字以来最早的火灾记录。

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有管理火政的官员：司烜、司爟、宫正。司烜的职责是：“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仲春”即春季第二个月，火星出现，司烜要在城中用木槌敲大铃，以提醒人们注意防火。这便是更夫喊火烛的由来，犹如今日农村传达通知时敲铜锣一般。

司爟负责对在国都中或城郊野外造成火灾者追究其责任并给予处罚。在古代，人们多采用禁火吃冷食的办法来消防。每年到干燥的仲春，司爟敲打木铎传达命令，禁止生火。可这时正是春耕开始的时候，老百姓必须吃饭，因而在禁火期开始之前就得准备好干粮。

宫正为宫中诸官之长，古人以火烛照明，容易失火，尤其是春秋两季，风大物燥，用火稍有不慎，极易引起火灾。宫正的职责之一，便是监督宫中严守火禁，提醒防火。

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宋国人乐喜担任司城，他“知将有火灾，素戒备火之政”。他主张：在火灾蔓延之前，要拆掉一些小屋，以切断火路；要贮备一定的灭火用水和砂土，等等。

据《礼记》记载，春秋时期，夜晚以火把照明，举火者须“不让、不辞、不歌”(不准与别人打招呼，不准讲话，不准唱歌)，必须做到专心职守、心无旁骛，用左手举火把，右手抱着未点燃的火把，因为火把容易烧完，必须备有随时续火的火把，还要准备一个大碗，随时接灰烬，以防残火乱溅。举火者必须坐屋角，因为屋角非活动中心。

汉

执金吾与都亭

在古代，水火盗贼不分家，消防未独立分离出来并设置专门的机构，消防治理与社会治安的各项工作统一由武官——“执金吾”负责，执金吾是朝廷负责防御和处理盗窃和水火等非常事件的官员，“金吾”是两端鎏金的铜棒，此官执之以示权威和处理非常事件的权力。

在古代，人口密集的城市均设有治安消防机构，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或派出所。

汉代火政官有：别火、夜士。别火官主要负责宫廷内治火、改火；夜士是汉代掌管皇宫外夜事的差使。主要负责巡夜、管控灯火等事宜，禁止百姓夜间随便在街市动火。

据《汉书》记载，西汉长安“每街一亭”，设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城内二十四街，共有24个街亭。这又称都亭，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内设有建鼓，为“召集号令”之所，又有亭舍，其建筑比较牢固，有很多房间和大广场，可以驻扎军警，大的可以驻扎几千人。都亭一般是城市内的交通枢纽，由城内出发，或由外到达城内，都是以都亭为起点或终点。

唐

长安的武候铺

唐代京师长安，没有亭，却建有治安消防组织“武候铺”，分布在各个城市和坊里。这种“武候铺”，大城门100人，大坊30人；小城门20人，小坊5人。受左右金吾下属的左右翊府领导。在全城形成一个治安消防网络系统。

唐代开始用皮袋、溅筒灭火。《通典》载：“敌若纵火焚楼堞，以粗竹长一丈，锼去节，以生薄皮合缝为袋，贮水三四石，将筒置于袋内，急缚如溅筒”，“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随着时代的变迁，灭火器具不断创新。

宋

城市消防队

宋代火政官有：厢使、防隅官。厢使是宋代开封等地负责地方火禁等事宜的防火官员。当时，开封一带火禁甚严，官府规定“将夜分必灭烛”，即到了半夜就要灭掉一切烛火，防止因人们熟睡而发生火灾。如有人家要在后半夜烧化纸钱。必须事先告知当地厢使，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宋代的铺兵也叫防隅军、潜火军，他们都经过严格训练，责任心强，其主要任务是夜间巡逻，敦促居民按时熄灭油灯蜡烛等，消除火灾隐患。为了及时发现火警，官府还在地势高处建筑了望火楼，楼上昼夜有人瞭望，楼下有防隅官屋数间，屯驻防隅军百余人，专门负责救火。

一旦发生火灾，防隅军们便立即携带消防器械，奔赴失火地点扑救；同时派骑兵迅速报告府尹及负责京城警卫的马步军殿前三衙，“各领军级扑灭”。在扑救中，各支部队密切配合，有的警戒弹压，维持秩序；有的救护，安置受伤居民；有的抢救财产；有的运水灭火，井井有条，纹丝不乱。因此，“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不劳百姓”。

为激励防隅军在灭火中奋力向前，将损失控制到最小限度，宋朝还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对那些听从号令，“并力扑灭者”，“支给犒赏”；对那些在灭火中受伤者，“差医诊治”，给假疗养；对个别“不竭力，诸如玩忽职守，不听命令，贪生怕死者，定依军法治罪”。

水铺、水社和冷铺是宋代的民间救火组织。据《八闽通志》记载，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福建延平府“民多楼居，虚凭高甍，瓦连栋接，民或不戒于火，扑灭良艰”。根据这种情况，郡守胡舜举创立了水铺，并配备了各种灭火器具，专门负责扑救火灾。在当时缺少专门救火队伍的情况下，水铺一类民间救火组织的出现对扑灭火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北宋仁宗时，便有了水袋、水囊、唧筒、麻搭。据《武经总要前集》载：“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水囊“如囊，以猪牛胞盛水”，“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醮泥浆皆以蹙火”。苏东坡先后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建立了官方消防队(潜火军)，配置棚索、斧、锯、火笼、火背心等消防装备。

明

火兵与多措施防火

元代的正史中未见有“军巡铺”的记载，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却有与军巡铺完全相同的“遮荫哨所”。

明代皇宫消防工作由禁卫军兼管，朝廷有五城兵马指挥司负责京城火盗事宜，京城设有“红铺”112处，每铺有火丁官军10人。明代地方基层政权设有总甲负责火盗，据《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宛平县城内设有坊、铺等居民组织，每铺设铺头、火夫三五人，统由总甲负责管理。他们轮流值夜，击柝振铃，提醒人们注意火盗。有的地方还设置巡警铺(更铺)，以供总甲、火夫们休息、躲避雨雪之用。巡警铺内备有刀、枪等兵器和火钩、水桶等救火器具。

明朝一些城市还组建了专业的消防部队——火兵。它主要是为了防御敌军火攻引起的火灾和防范其他火患。火兵有的50人，有的100人，设在城中心或建筑密集、人员聚居之处，配备水桶、藤斗、麻搭、竹梯、斧、锯等救火器具。

明人运用多种手段防止火灾的发生。为确保盛放皇帝銮驾仪仗等器物的仓库万无一失，仓库除沿护城河设置外，还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隔墙。每隔七间房屋空出一间，并将这间房屋的四壁砌成无门无窗的砖墙；然后，在房间内充填三合土，直到顶部，用夯压实；最后，封砖盖瓦。这样，从外部看，是一间无门无窗的房屋；从内部看，却是一堵5米厚的防火墙。另外，民居的白壁青瓦马头墙具有防火和防风双重作用；寺庙、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兽嘴里吐出的曲折铁舌头，实际上是避雷针；库房、厨房、作坊的墙上贴有“小心火烛”的宣传标语，告诫人们注意消防，但“火”字一般是倒着写的：人们看到倒写的“火”字，就会引起好奇，甚至引发议论和重视。

清

救火组织与设施

清康熙年间，开设了火班(机桶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人数不下200人。据《大清会典》记载，紫禁城内曾有腹大口收的铜、铁水缸308尊。在宫殿前设置的这些大水缸，称之为门海、吉祥缸、太平缸，每尊可贮水3000多升，过去由几十个太监专门负责管理，每天派劳役从井内吊水，把缸打满。夏天要保证水质干净，无异味；冬天除加缸盖外，还在大缸外包上棉套，在寒冬，要把缸架在特制的石圈上，下燃炭火，昼夜不熄，以免缸水冻结。

清朝一些城市有专门的救火兵丁、救火义役、救火夫头。据《康熙仁和县志》记载，当时杭州城内居民住宅稠密，经常发生火灾，由于扑救不力，往往造成很大损失。为此，总督刘公从守城部队中抽出40名身体强壮、行动敏捷的兵丁组成一支灭火队伍，专门担负城内救火任务。这些救火兵丁身着号衣，头戴号帽。号衣背后缝制一方白布，上面书写“杭协营救火兵丁×××”，字迹粗大明显，并盖以印文。

乾隆八年(1743年)，湖南巡抚蒋薄指示各州县组织救火义役，专门负责扑救火灾。这些救火义役都要登记造册，上报官府，由官府每年发给一定的银两。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官府颁布的《救火事宜》规定，所有救火义役均需穿戴号衣，其式样为白布缝制的马褂，红布镶边，前后各绘置一圆图，在圆图内书写某县民壮。根据他们在火场上的表现，事后分别奖罚。救火义役都有明确分工，并配备各种灭火器具，以便在救火时各执其器。

救火夫头是清代负责管理水夫的人。湖南官府在《救火事宜》中规定，每县须设救火夫头5名，各管10名水夫。官府每月向这些救火夫头各发工食银3钱。他们各佩带一面旗帜和一个灯笼，其颜色和标记各不相同，以便于在火场上指挥自己所管理的水夫供水。发生火灾时，到场的水夫看到指挥自己的救火夫头摇旗或举灯，则应挑水向前。救火夫头见水一担给一支水签，事后见一支水签给一文钱。地方官府通过识别旗帜或灯笼的颜色、标记，分别予以奖惩。如果水夫不听从救火夫头的指挥，或救火夫头假公济私，克扣水钱，一经发现，官府即予查办。

清代民间有救火会、救火社、水会、水局、水龙局、挠钩会等消防组织。挠钩会是清代天津一些救火会附设的组织，该会由若干人组成，配置大小挠钩、铁锚等工具，专门负责在火场上破拆房屋、切断火路、扒火道、防止火势蔓延扩大等任务。

清朝的机桶(火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救火器具，也是消防车的雏形。至清朝光绪年间，消防器材装备发展为用人力扛拉的木制抬龙，以及吊桶、铜锣、大纛旗和各小旗(大、小旗均用蓝底白字)、梯子(竹制)、警铃、挠钩、刀锯、斧凿、杠索、灯笼、号衣、号帽、防火背心等。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在天津划分了租界，为防火灾，意大利军招募华人组织官办救火会，随后英租界也组织了天津志愿消防队。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成立南段巡警总局后，救火会便交由该局监管，改称南段巡警总局消防队。这便是我国第一支消防警察队。翌年，北京也组建了消防警察队，随后南京、广州、长沙等地相继建立消防队。这些消防队初建时均由当地警察厅、局直接管辖。